关于“禅”

关于“禅”

许晟

【本文是基于现有的文献及网络资料所进行的梳理，仅提供关于禅宗思想的一般知识并略作评述，并非笔者个人研究成果。】

“禅”这个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梵语中的“dhyāna”（冥想，专注）一词。禅宗强调严格的自我控制，冥想练习，对事物本质的察觉（见性），以及将这种察觉贯通在日常的实践中。重要的是，这种实践尤其需要以造福他人为原则。相对的，禅宗不重视佛经的知识和规范，偏向通过精神的练习，以及和导师的交流，来达到直接的领悟。

虽然禅宗的讲述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但禅宗学说可以在佛教典籍中找到许多支撑点，尤其受到大乘佛教中菩萨道的影响。产生了明确影响的典籍包括来自三论宗的“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产生于瑜伽行派的“唯识论”；以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楞伽经”，还有其它一些讲述“佛性”的典籍。“三论”以及“般若波罗蜜”的影响，尤其体现在禅宗所强调的非观念化的智慧（般若），以及成熟期的禅宗对话对“否定式”的语言的使用方面。

可以说，禅宗极为重视思想的力量，这与常见的偶像崇拜式的宗教不同。禅宗重视文字的作用，它也将大乘佛教的经文作为讲述的基础。经典的禅宗讲述，例如“六祖坛经”，也是大量引用了之前的佛教经典。对早期禅宗文献的研究也表明，早期的禅师们都是熟读大乘佛教经文的，并对大乘佛教的思想内涵十分了解。

冥想练习，尤其是打坐，是禅宗的重要部分。这一方式最初进入中国，是先于禅宗的诞生很久的。它是通过汉代安世高（公元148-180）和东晋高僧鸠摩罗什（公元334-413）对“观无量寿经”（Amitayur-dhyana-sutra）的翻译。这部典籍谈论了基于瑜伽行派的冥思行为。随后，“安般守意经”，“坐禅三昧经”，“达摩多罗禅经”等典籍也在中国出现，其中都包含了静坐与冥思的内容。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支，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丰富的变化。每个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禅”，有的还存在着，有的已经消逝了。中国禅宗可以划分为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总的来说又可以划分为古典时期（宋代及更早）和后古典时期（宋代以后）。麦克莱（McRae）的研究把古典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期，早期，中期，以及宋代时期。后古典时期的禅宗变化则与佛教的现代化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反应有关。本文主要梳理的就是古典时期的禅宗。

雏形期

雏形期的禅宗一般认为跨越了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以及隋代（公元589-618），从公元5世纪初一直到7世纪初。这时期的禅主要体现在有关“禅定”的练习，以及达摩祖师（公元4世纪-6世纪）和二祖慧可（公元487-593）的传道。关于他们二人，并没有当时的确切文献，所有相关的故事和传说都来自唐代的记载。唯一的重要文献是发现自敦煌的“二入四行”，一般被认为是达摩所作。其它的记载提及了他们曾讲述有关“楞伽经”的内容，但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在这段时间，禅宗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正在当时流行于中国的道家思想，尤其是魏晋玄学（新道家）的影响。

禅宗源自大乘佛教，也就是印度佛教中以“法华经”为基础的大乘教派。汉传佛教在事实上成为大乘佛教的主要发展者，但如果认为大乘佛教“起源”于中国，则是十分错误的。“大乘”的梵语是“Mahayana”，意为大型车辆，比喻将所有众生不分高低贵贱，全都度到彼岸的意思。根据印度佛经的记载，释迦摩尼在讲大乘法会时，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时间不多，但需要讲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条理不像之前那么清晰，而是强调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等内容。这似乎推翻了他自己之前的许多讲述，导致一些听众无法理解甚至中途退场。大乘的讲述一般分为五大部，分别是“华严门”，“方等门”，“般若门”，“法华门”，“涅槃门”。“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大般涅槃经”，“无量寿经”等是其中重要的经文内容。

出于与大乘佛教的深厚渊源，禅宗的修行也是以菩萨道为基础的——“华严经”可以被看作是对菩萨道进行讲述的基础。菩萨道的基本是对“波罗蜜（paramita）”——意为“度到彼岸”——的探寻，它也体现在“菩萨本愿”——也就是菩萨在修行时所立的誓愿上面。禅修在世俗化之后，它的最终目标常常是模糊的，但追究其起源，以及禅修之根本和最高的追求，依然是与菩萨道一致的。

具体来说，“度到彼岸”在大乘佛教中有比较基本的“六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度悭贪），持戒波罗蜜（度毁犯），忍辱波罗蜜（度嗔恚），精进波罗蜜（度懈怠），禅定波罗蜜（度散乱），智慧波罗蜜（度愚痴）。宋代新儒家思想对自身的最终要求，也是受到了“菩萨道”的影响，比如对儒家“八条目”的解释，最后的“平天下”已经不再带有先秦时代儒家的谋略和工具化色彩，而是基于菩萨道的风化天下，众生太平。

在当时，禅宗与大乘佛教最独特的联系，还是来自“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或者说“众生皆可成佛”这一点。达摩主张“人皆有佛性，透过各自修行，即可获启发而成佛”。达摩禅法的核心是“二入四行”，其内容就主要来自菩萨道。“二入”指“理入”和“行入”。“四行”指“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

在查尔斯.卢克（Charles Luk）的研究看来，最早的禅宗并没有固定的禅修方式，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启发对心性——也就是佛性——的发现，并以释迦摩尼佛和弟子迦叶之间“拈花一笑”的故事作为例子。迦叶也因此常常被认为是禅宗在印度的起源。

在今天的人看来，禅宗的“标志性”理论就是“顿悟”。然而，早期的禅宗并不是始终强调这一点的。它更重要的主张是“人人皆可成佛”，而且，达摩祖师所强调的“二入四行”，也是需要“渐修”，而不是“顿悟的”。

另外，中国的天台宗虽然不属于“禅宗”的范畴，但祖师智顗（公元538-597）也在这段时间发展出一些独特的冥想和静修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对禅宗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宋代被广泛地追溯。

早期的禅宗

早期的禅宗一般指初唐到唐中期之前（公元618-750）的禅宗。禅宗五祖大满弘忍（公元601-674）以及他的弟子神秀（公元606-706）对于禅宗在唐代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禅宗流派“东山法门”。一般从这时候开始，禅宗才被当作是佛教中一个独立的流派。

早期的禅宗理论是基于许多经典经文来建立的，其中包括“胜鬘经”，“大乘起信论”，“楞伽经”，“金刚经”；以及“维摩经”，“华严经”，“楞严经”，“大般涅槃经”等，六祖惠能后来也留下了“六祖坛经”。禅宗思想的来源较广，因此这些经文并没有哪一本是决定性的。在禅修的具体方法上，大满弘忍子在东山法门里开创的，以观想太阳为基础的冥想方式，也是来自“观无量佛寿经”的，这应该不会是唯一的例子。

神秀是弘忍最有天赋和影响力的学生，他甚至被当时的唐皇武则天邀请到皇宫。据记载，当武则天希望请神秀出任国师时，神秀却说：“我没有这个资格，传承衣钵的是师弟惠能禅师。” 惠能禅师（公元638-713）便是禅宗六祖。而神秀和惠能之间的关系，便与禅宗里一个似乎是最重要的话题有关：“觉悟”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到底是“渐悟”还是“顿悟”？

五祖弘忍以及弟子神秀所创的“东山法门”，方法更偏重“渐悟”；而惠能则强调“顿悟”，认为“心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顿悟”的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和南朝时期的高僧道生（公元355-434）。据说道生自幼出家，十五岁便登堂讲座，主张众生皆有佛性和“顿悟”说。他传道的时间几乎与菩提达摩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同——菩提达摩最初到达中国的时间尚未考证，去世的时间大致在公元528年到536年之间。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他自称年过一百五十岁，如果是这样，也仅仅勉强与道生同岁，甚至更年轻一些。

无论如何，一般惠能被认为是“顿悟”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根据传说，弘忍将衣钵亲自传给了惠能，并配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弘忍出题考验神秀与惠能，惠能那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胜过了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得到了弘忍的青睐。还有传说，惠能因为得到真传，而这意味着俗世的权力与名利，所以他被迫逃过了一系列追杀，遁隐岭南；后来创立了“南宗”，与“东山法门”所代表的北宗相对。

抛开传说不谈，至少在惠能与神秀两人之间，似乎并没有惊心动魄的对立关系，因为神秀一向承认惠能的地位。“南宗”与“北宗”的对立，或者说“顿悟”与“渐悟”之间的争论，不像是出于两人的本心，更像是惠能的弟子神会禅师（公元684-758）所引起的。在安史之乱以后，神会利用自己与皇室以及上层社会的关系，大力推行南宗，使惠能的“六祖”地位以追溯的方式，得到了广泛而正式的承认，并使得南宗在全国广为传播。根据胡适的看法，北宗几乎因此绝迹。那么许多关于惠能的故事，并不能排除是神会一方所编造的可能。

惠能在“六祖坛经”中也是用调和的方式，讲述了关于“顿悟”和“渐悟”的分歧，似乎他本人并不赞成这一区分方式。这不禁令人想起董其昌在他关于中国绘画发展的理论中，阐述了偏狭却影响甚广的“南北宗”思想。华严五祖圭峰宗密（公元780-841）认为，“顿悟资于渐修”，这也许最能说明争论的无意义之处。

唐代的禅宗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发展，就是在禅修的方法里结合了密宗佛教的一些祷语或咒语。比如敦煌文献研究发现，禅修对密咒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唐代。波鸿大学的亨里克.索伦森（Henrik Sørensen）也发现，神秀禅师的几位弟子，也曾经师承了真言宗（密宗的一种）的讲述。密教经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在唐代流行于成都一带的禅宗流派“保唐宗”的讲述里被引用。

一些文献也记载了在8世纪的唐代，少林寺的僧人曾使用过一些密宗的咒语来帮助修行。在日本禅宗里，这种加入了密宗元素的修行方法一般被称为“兼修禅”。

这些方法常常被后世的禅宗所保留。萤山绍瑾禅师（公元1264-1325）是将这种方法较早引入日本曹洞禅的人物。日本临济宗的先行者之一明菴栄西（公元1141-1215）也是一位密宗的修行者，并留下许多有关的讲述。根据加州大学的威廉.伯德福德（William Bodiford）的研究，日本禅最常用的密宗咒语是“楞严咒”。一些禅宗寺庙也会进行“护摩”，“甘露门”等密宗仪式，尤其是后者，几乎在每个日本曹洞宗寺庙都会进行。一些禅宗的传法仪式里也包含了密宗元素。

中期的禅宗

中期的禅宗一般是指从“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到“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这段时间禅宗又出现了新的学派，其中最重要的是由马祖道一（公元709-788）创立的洪州宗。他主张“道不用修”，或者“任心为修”，以及“即心是佛”——也就是自己的心就是佛。这可以追溯到“达摩血脉论”中所说的“原人之心，皆具佛性”，并对宋代心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洪州宗也被认为更接近禅宗的“初始状态”，因为它强调个人化的洞见和感悟，对否定式讲述的重视，同时也重视师徒间的即兴问答。然而，所谓“初始状态”，不也是通过后来的文献所确认的吗？难道上述这些特点，真的是达摩本人所强调的吗？谁也不知道。另一方面，达摩本人所强调的，就能概括禅的全部吗？也不一定。

一些最近的研究也认为，这些关于洪州宗特点的记录，很多是经过宋代人修改与润色的，并不能反应洪州宗或者马祖道一个人思想的原貌。现代研究认为洪州宗的思想并不是如此极端，相反是较为保守的，比如强调守戒律，因果报应，以及严格的禅修练习。不过，“道不用修”，“即心是佛”等讲述，又被证明的确是出自马祖道一的，因为不久之后，前文提到的，曾总结了“顿悟”与“渐悟”之说的华严五祖圭峰宗密又一次充当了裁判的角色。这次，他点名批评了这些学说，他说：这样的说法会混淆无知与悟道间的界限。马祖道一的讲述，通过被点名批评的方式，确定了出处。

晚唐以后，洪州宗开始逐渐被其它的学派所取代，比如著名的“禅五家”中的曹洞宗——由洞山良价（公元807-869）创立；以及临济宗——由临济义玄（公元？-867）创立，都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流派。

洞山良价深受华严宗的影响。华严宗对现象的理解，使用了“理”（本质，本性）与“事”（现象）的概念，并进一步讲述了“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这直接影响了洞山良价的“五位君臣颂”以及“功勋五位颂”。他以“君”，“臣”之位来比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种描述方式对后世新儒家学者对“君臣”关系的讲述产生了影响：“君臣”常常并不是政治层面的，而是事理层面的；或者说是有关理想化的君臣模型，而非道德要求。这对理解新儒家中的君臣论的源起和本意都有着重要意义。

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反对坐禅，强调自我的“心性”和主动性。他认为，修行不能仅仅模仿佛祖，并主张“无修之修”。日本临济宗也继承了这一点，强调“见性”，并且认为“见性”是突然的，属于“顿悟”的；但同时，也主张在某种程度的“顿悟”之后的继续修行。

晚唐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禅师雪峰义存（公元822-908），“禅五家”中另外两家，法眼宗的创始人法眼文益（公元885-958），以及以及云门宗的创始人云门文偃（公元864-949），都尊义存为“祖庭”。

在晚唐五代，禅修师徒间即兴的“机缘问答”已经发展成熟，这在后世被追溯为“禅”的基本特征，然而它并不是在禅宗的一开始就广泛存在的。问答的形式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一般使用荒诞的，无逻辑的语言，有时也用哑语，比如用手比划符号，或者各种身体语言。这段时间，虚构的问答故事也开始出现，虚构的对话双方一般是过去的著名人物——许多更早的禅修故事便是在这样的追溯中出现的。五代时期出现了重要著作“祖堂集”，主要记录了从迦叶到唐末五代共二百五十六位禅师的事迹和对话，以及禅宗各派发展的历史与相互关系。这本书在中国佚失已久，后由日本学者于1920年代在朝鲜重新发现。

始于公元845年的武宗灭佛对于城市中的禅宗发展是毁灭性的，但是，原本已经被边缘化的洪州宗幸存下来，并成为后来禅宗发展的主要力量。

宋代的禅宗

宋代的禅宗发展主要体现在公案对更加广泛的个人思考层面的促进，并以回顾的方式梳理并重塑了唐代禅宗发展的历史。在宋代，禅宗成为中国佛教里最大的一支，并且与皇室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发展出一套以寺庙为基础的，完备的组织结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是临济宗，因为受到了文人阶层和皇室的支持。临济宗也使“公案”的内容和形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12世纪，临济宗与曹洞宗为了获得更多文人阶层的支持而相互竞争。曹洞宗的宏智正觉（公元1091-1157）强调平静而个人化的禅修，这对世俗的禅修者更为友好，并由此创立了“默照禅”。他主要受到菩提达摩的壁观安心法门的影响。这一方法要求学生努力意识到一切现象的整体性，而不是关注任何单一的事物。

这一方法影响了日本曹洞宗的产生。日本的曹洞宗创始人道元禅师（1200-1253）对默照禅进行了哲学层面的讲述，例如要避免受干扰，避免概念，避免理解，避免目标，避免区分主客观等等，其中甚至包含了一些后世才出现的现象学内容。应该说，现象学的出现本身就受到了日本禅宗的影响。虽然说“默照禅”对“世俗的禅修者”更为友好，但这主要是指它没有严格的戒律和修行法则，并不是说它不需要思想，或者说心智层面的“渐修”，相反，它对思辨思想十分强调。

而临济宗的大慧宗杲（公元1089-1163）则推行“看话禅”，强调基于公案中的关键词句（“话头”）的冥思。正如前文所说，唐代以后，禅宗公案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一般讲述禅修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故事或对话，带有轶事色彩，借此阐明了老师的见解。这些见解跟其它佛法一样，无法被概念化，所以更容易通过这样的讲述被理解。“看话禅”就是基于这一点产生的，强调基于词句的思辨。

临济宗也在宋代传到日本，并发展出一种较为标准化的公案讲述方式与课程，包括一些需要学生背诵的，作为答案的诗词片段。学生也需要通过与导师单独谈话的方式来接受老师的考验。虽然公案的答案不是唯一的，但学生需要通过回答问题的过程来展示他们的理解，再由导师给予评论。对公案的讨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展开，它的目标是“见性”，也就是看见一个人真正的天性。学生与导师的互动对禅修来说十分重要，但也经常因此引起误解或被攻击。

实际上，禅宗常常被看作是“反智”的，这一印象也就源于宋代时期公案的流行。当时，“禅”已经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主要形式，并且在文人阶层广为流行。“公案”也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格化的文学形式。著名的“不立文字”的说法，在这个时期与达摩祖师的讲述联系在一起。其实，它并不是否定佛或者高僧们已有的著述，而是一种警告：佛的讲述是一种通向真理的指引，而不是真理本身。这一讲述常被比喻为“以手指月，得月忘指”，强调不要将任何理论当作智慧本身，对智慧的领悟比讲述本身重要得多。

禅宗所强调的在于，佛的启示无法被知识化和观念化，而只能通过直接的洞见去发现。然而，“直接的洞见”也只能通过学习和理解佛的讲述来达到。缺乏实践的，仅靠知识和思辨的禅修被称为“野狐禅”，这是一个讽刺性的名字，指向那些被知识堵塞了感知，却自大地妄称开悟的行为。同时，缺乏知识和思辨，仅靠经验的修行，也是很容易进入“魔境”的。

从五代到北宋，绘画，书法，诗歌，园林，插花，茶道等艺术形式，也开始被普遍地视作禅修的一部分。中国古典的书法和绘画曾被贯休（公元832-912）和牧谿（公元?-1281）等禅僧作为让学生领悟禅理的渠道，他们自己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绘画和诗歌作品。日本艺术则有专门的“禅画”分类，白隐慧鹤（17-18世纪）的书画就是其中的代表。日本镰仓时期的普化宗里还有寄竹派，实行“尺八吹箫禅”，以吹奏竹质乐器“尺八”为标志。

一些传统武术，例如中国武术，日本箭道，也常被看作是禅修实践的一种。这可以追溯到兴起于12世纪的少林武术的影响——今天也被称为“武禅”。少林武术里有着从身体到精神的自我提升的要求，其中“气功”，“内力”，“养生”等概念也可以认为是受到了道教的影响。

在日本，从北条氏在13世纪推行临济禅开始，禅修被应用于士兵训练，日本武道与禅的关系也变得愈发紧密。临济宗的禅师沢庵宗彭（公元1573-1645）所写的《自由之心》（The Unfettered Mind）一书，专门针对武士阶层讲述了禅与武道的关系，对“武士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禅宗一个更重要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禅宗与净土宗在永明延寿（公元904-975）的努力下所发生的融合。另外，前文中两次充当“裁判”的圭峰宗密，还开创性地指出了道家，儒家，以及佛家之间的相容性。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却在后世被永明延寿所推广，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影响了宋代的新儒家思潮。

古典时期的禅宗对公案的记录文献，例如“景德传灯录”（道原完成于公元1004年），“禅宗无门关”（无门惠开完成于公元1228年），“碧岩录”（佛果圆悟完成于政和年间）等，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细致的编纂，反映出文人阶层对禅宗的日益重视。禅宗也成为连接宗教思想与世俗新思潮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