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武道馆 — 编织｜张剑葳：武当山元代小铜殿
原文《中国现存最早的铜建筑——武当山元代小铜殿研究》
发表于《建筑史》第27期，2011
另见张剑葳《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摘要：本文首先运用建筑史、艺术史的方法对小铜殿的沿革、形态、结构、构造、图像进行考察，认识到：小铜殿建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在结构和构造上仿照木结构建筑，分件铸造，并使用榫卯装配而成；小铜殿的屋脊和鸱尾使用了北斗九星等具有古意的图像，以强调其历史正统性。其次，以历史地理的视角，对小铜殿的铭文进行了解析，了解到：小铜殿的主体和屋脊分别铸造于武昌和襄阳；其捐建者主要来自武昌路及其周边地区；其募建者的最主要活动空间是武昌路城的南城。同时，首次对小铜殿的建造材料使用X射线荧光分析仪进行了分析，发现其成分为铅锡青铜；合金的铜锡比随构件结构作用的增强而升高。最后，认为铜殿这一建筑形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自对“金殿”这一道经中经典形象的追求，是对“金殿”概念的具象化表现。
关键词：武当山，铜殿，铜建筑，金殿，青铜，道教建筑，北斗九星
铜殿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独特的一类建筑，其通体仿照传统木构建筑的形式，以铜合金分构件铸造再装配而成。我国元、明、清三代曾先后有十余座铜殿[1]，其中保存至今的有六座，武当山小铜殿（或称为古铜殿）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座。中国古代自商周始，即有在建筑中使用铜构件的传统，如铜锧、金釭、铜柱、铜瓦等。这些元代以前的铜建筑构件或有正史记载，或有考古资料证实[2]。然而元以前是否有完全用铜建成的铜殿，现仍未有确切证据证明[3]。因此，武当山小铜殿可能不仅是现存最早的铜建筑，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铜殿。因此，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我们理解中国古代铜殿这一独特建筑类型价值、内涵的重要案例。
武当山现有两座铜殿，一座是著名的“太和宫金殿”，为明成祖朱棣敕建，已多有论著介绍。另一座即元代铸造的小铜殿（图1），则罕有建筑史学者专文研究，至今未有测绘图发表[4]。
笔者自2004年起，以“中国古代铜殿研究”为题，用多学科的方法系统考察、研究了国内现存的所有铜殿，以及曾有铜殿的庙址。现将对元代小铜殿的初步研究成果列出，同时借此展示笔者对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对象、方法上拓展与深入的尝试，以求教于方家。
图1 小铜殿正立面
一、建造年代：初建与迁置
元代小铜殿现整体位于武当山天柱峰下小莲峰上的转辰殿内，内供玄武大帝像（图2、图10）。
小铜殿起初位于天柱峰顶，即武当群峰之首，传说中玄帝升天之处。据元《武当福地总真集》：“大顶天柱峰 一名参岭，高万丈，居七十二峰之中，上应三天，当翼轸之次。……至顶，有铜亭一座，亭内香炉一座，玄帝一尊”[5]
与小铜殿上的铭文相印证，可知其创建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原在天柱峰顶。
明成祖朱棣（明永乐皇帝）由藩王从北方起兵、南下而夺帝位，为使自己名正言顺，他打出真武大帝助其自北方“靖难”的旗号。因而在登基后，朱棣特别推崇真武信仰，专门斥巨资、派大量人力兴建了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以巩固、宣扬其统治的理论基础。单檐悬山顶的小铜殿此时就因规制不够高，而被移到了距天柱峰不远的小莲峰。天柱峰顶则安置一座新的重檐庑殿顶的镏金铜殿，即武当山太和宫金殿。记载见于明《大岳志略》：（太和）“宫在天柱峰之上。旧有小铜殿一。永乐十四年（1416年），始撤小殿，改治大殿”[6]。
另据明《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永乐十一年五月二十有五日，修理大顶铜殿。是日圆光现……”[7]。可知小铜殿在撤置小莲峰前曾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修理过。
小铜殿移至小莲峰后，置于砖木结构的转辰殿。转辰殿又称转运殿，概取“转移运送”与“时来运转”的谐音。
图2 从紫金城上看转运殿
二、建筑形态：仿木结构小殿
1、总体布局
小铜殿原置于天柱峰顶的方石坛中央。据元代朱思本《登武当大顶记》：“（绝顶）砻石为方坛，东西三十有六尺，南北半之。中冶铜为殿，凡栋梁窗户靡不备，方广七尺五寸，高亦如之。内奉铜像九，中为元武，左右为神父母，又左右为二天帝，侍卫者四。前设铜缸一，铜炉二。缸可成油一斛，燃灯长明；炉一置殿内，一置坛前。四望豁然，汉水环均若衣带，其余数百里间，山川城郭皆仿佛可辨”[8]。朱思本的登顶日期为“延祐丁巳四月壬寅”（元仁宗延佑四年四月，公元1317年）。从小铜殿上的铭文记录可知，天柱峰大顶的地面恰好在一个月前刚刚修葺[9]，因此他看到的应当是施工初毕、一派齐整的景象。
现在位于转运殿内的小铜殿坐西向东，与天柱峰上的太和宫金殿朝向相同。小铜殿与外部转运殿的关系如图2。小铜殿的南、北山面博风板与西面檐口均与转运殿的南、北、西三面内壁紧贴，檐下形成了宽度可容一人通过的空间。现来此的香客都会在守殿道士引导下，从北侧木梯走到须弥座上，在小铜殿的檐下摸黑绕行一周。绕行至深处时，道士会高声问“转过来没有？”香客须答：“转过来了！”取“时来运转”之意（图4）。这种利用檐下空间进行的所谓“转运”的绕殿活动，实际与小铜殿的建造初衷并无关系，是其迁置转运殿后衍生出的对既有特殊空间的一种特别的利用方式。
图3 小铜殿与转运殿平面关系图
图4 小铜殿背面
2、平面
小铜殿坐于青石须弥座上，面阔1间，进深3檩。通面阔2.61米，通进深2.56米。四角柱、两山中柱落于莲花鼓墩铜柱础上（图5）。殿内地面铺50公分x 45公分的青石板。柱础之间铺有宽17公分，高12.5公分的青石条，石条上开槽置铜地栿拉结柱脚。柱身截面为四方形讹角，与穿插枋及地栿交接的穿斗节点处则不做讹角，仍为方形。
殿内砌砖须弥座，供真武大帝，旁为捧剑、执旗与四天君。据朱思本《登武当大顶记》，小铜殿内原供奉有玄帝、神父、神母、二天帝、四侍卫共九尊神像。现在供奉的神像已非元代原状。 小铜殿的内部除了在三面布置神像外，中央还布置有一张大供桌，桌前空间可同时容纳1至2人从事敬神活动（若使用小供桌，则空间更为充裕）。从其内部空间的可用性判断，小铜殿虽小，但使用定位应当仍是允许信徒进入内部礼神的铜殿堂——即相当于木构建筑中的“大木作”，而非佛道帐、神厨这样的“小木作”。现在小铜殿虽然被放在转运殿内，成了殿中之殿，但从元、明文献来看，均未提到原来在天柱峰顶还有一座别的建筑来容纳小铜殿。因此，小铜殿的原本设计意图，应当是一座独立的，可供人进入参拜玄帝像的小殿堂。
图5 小铜殿柱础
3、构架
小铜殿整体为穿斗结构，无斗栱，山面三柱均落地（图9）。进深三檩，檐檩与随檩枋、脊檩与随檩枋均整体铸造，落于柱顶端所开卯口之中。檩上无椽，直接承长方形屋面板瓦。山面中柱与前后角柱间各有一段穿插枋，端部穿出柱身，拴以横销。穿插枋上皮与脊檩、屋面板瓦之间形成的三角形用四块梯形铜板封堵，接缝处用金属条贴封，防止漏风。
殿内无天花，两山柱之间用扁作月梁型屋内额拉结，以加强构架的整体联系（图6、图10）。
图6 扁作月梁型屋内额
4、立面
小铜殿正立面中间设两抱框，将立面分为三开间（图1）。抱框与两角柱间各装一扇五抹头毬纹槅扇，镶嵌于地栿与檐枋之间，不可开启；两抱框之间装一对对开五抹头毬纹槅扇门。正立面四扇门扇下裙板均为实板，正面四角为阳刻卷草纹饰，中央阳刻有捐献者信息的铭文。两山面各有六块实面槅扇（无槅心），镶嵌于穿插枋与地栿之间，不可开启；后壁为八块实面槅扇，嵌于檐枋与地栿之间，接缝用金属条贴封。屋顶形式为悬山，正脊两端有鸱尾。正脊正面阳刻星宿图案，背面无法看见（图7、图11）。
悬山出际长度约30公分，由于小铜殿的搏风板紧贴转运殿的南北墙内皮，故搏风板侧面纹样亦无法看见。滴水瓦为通长整体铸造，图案为卷涡纹饰。
图7 小铜殿屋面
图8 小铜殿平面图
图9 小铜殿1-1剖面
图10 小铜殿2-2剖面
图11 小铜殿立面图
三、构造特色：适应性创新
1、销栓构造
小铜殿各构件之间的交接基本采用的是榫卯构造，部分部位使用了销拴来固定，而未使用焊铸技术。从整体构架来看，小铜殿的柱顶直接承檩，穿插枋和地栿穿过檐柱、山面中柱，穿斗特征明显。而一些关键节点如穿插枋穿过檐柱、穿插枋穿过山面中柱之节点，均用横销栓住，防止其受拉或受到侧推力时脱榫（图12）。由于采用的是榫卯构造，小铜殿拆卸、运输、组装都很方便。
图12 穿插枋穿过檐柱之销栓节点图
2、屋面构造
在模仿木构建筑屋面形式的同时，小铜殿采用了适用金属材料的屋面构造。前后坡各铺12块屋面板，宽约28公分，长约185公分，每块的一侧隆起铸成瓦垄形，压在相邻一块之上（端头一块例外：两端均铸成瓦垄形）。整体铸造的滴水中央开卯口，套在中间一块屋面板的出榫上，用销子拴住。山面搏风板套在滴水两端及脊檩两端的出榫上，用销子拴住（图13）。这种以木构建筑构件的形态为基础，通过一定的约简、概括而形成的新的构造，是针对金属材料的可塑性而进行的适应性创新。
鸱尾通过栽入脊檩的两根脊桩固定，脊桩穿出脊檩下皮较多（图12）。为保证室内的观瞻效果，其他脊筒内部未使用脊桩与脊檩连接，而是使用了灰浆辅助加固。
图13 小铜殿屋面构造图
四、图像解读：“复古”的意象
小铜殿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并不复杂。然而笔者发现，小铜殿利用其屋脊装饰、鸱尾形象，表现出一些相当特别的图像。这些图像不仅体现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充分表达了小铜殿作为玄武大帝供奉场所的道教建筑特征，而且颇具“古意”，体现出一定“复古”的意象。本文认为，其目的可能在于强调这座铜建筑（当时算是新鲜事物）及其内部神祇的正统和悠久历史。
3、屋脊——古老的天界图示
小铜殿的正脊由七块部件组成，其中两端的两块为鸱尾，中央的一块阳刻三星符号联以曲线。其余四块：南边的两块阳刻六星，联以直线；北边的两块阳刻七星，联以直线，同时在第三星和第六星旁各有阳刻的小星一颗（图14）。这个图像表现的显然是星宿：左边六颗连星应为南斗；右边七颗连星应为北斗。
图14 小铜殿屋脊图
北斗与道教渊源颇深，不少道经都有北斗崇拜的内容[10]。道教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此不赘言。而小铜殿表现的星宿图像，其值得重视的特殊之处在于专门用阳刻手法表现了北斗的两颗“隐星”，即“北斗九星”中的“辅弼二星”。
今人熟知“北斗七星”，然而古时有“北斗九星”之说。自然科学对此亦有相应认识[11]，上古时期北斗曾为九星，后来可能由于运行岁差，其中两颗渐不可见，遂成北斗七星。
《北斗九皇隐晦经》记有北斗九星各姓讳、统领[12]。但关于北斗第八、九星的位置，古代文献众说纷纭[13]。今据《云笈七签》，辅、弼二星分别在第六星与第三星附近：“北斗九星七见二隐，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汉相国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还车，忽见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还，遂得増年六百。内辅一星在北斗第三星，不可得见，见之长生成神圣也。外辅一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许，若惊恐厌魅，起视之，吉”[14]。
武当山小铜殿所表现的辅、弼二星分别在第三星、第六星旁的北斗九星图像，与宋《云笈七签》的说法正一致。
从考古证据来看，北斗七星与隐星（一般为一颗隐星）共存的图像，多见于宋代之前。汉武氏祠画像石刻中即有北斗七星与隐星共存的图像（图15）[15]；在五代、辽的墓室中，也常见到这种图像（图16）[16]。
图15 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画像局部（右上方为一小羽人持小星）
图16（1）五代吴越国钱元瓘妃康陵墓室顶部星宿图案局部（939年）
图16（2）五代冯晖墓室顶局部（958年）
图16（3）辽耶律隆祐墓志盖局部（1011年）
可见，小铜殿所表现的北斗图像，是相对元代来说比较古老的图像。
同时，南斗在道教观念中是与北斗相对的，如干宝《搜神记》卷三管辂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言：“北斗落死，南斗上生”[17]。
从天象上来说，南斗即北方玄武七宿中的斗宿，其与真武大帝的关系更为紧密：“北极佑圣真君者，乃玄武七星，后人以为真君，作龟蛇於其下。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18]。
在星图上，斗宿与北斗隔紫微垣相望，大致构成对称形式（图16（2）），小铜殿正脊上的南斗与北斗形象也表现出它们之间的这一特点。与北斗、南斗相配合，正脊中央“三星联以曲线”的图像意义则相对复杂一些。本文试给出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三星符号表现的可能是道教中的“三台”[19]。
在古代天文图中，“三台”是北斗附近的三组星宿“上台”、“中台”、“下台”（图16（2））。《史记·天官书》：“[斗]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集解》苏林曰：能音台。[20]又见《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21]
虽然在天文图中，“三台”是由六颗星两两一对组成的星宿（图16（2），图17[22]），然而在道教符箓、科仪中，却只用三颗星来表示，且常与北斗、南斗组合使用。如下表中的几方“北极驱邪院印”，是道士作为天神的象征和凭信而使用的法印，即体现了这一点：
图17 三台六星
表1 北极驱邪院印中的三星与北斗七星符号[23]
上表韩城市博物馆藏的铜质“北极驱邪院印”印文文字与符号铸刻工整，九迭篆印文线条细匀，转折方正，与金元时期的官印印文风格、特点相同，应是元代印。神木县文管所藏的玉质“北极驱邪院印”应是金代之印，西安市博物馆藏的“北极驱邪院印”应是明初之印。[24]可见在金代至明初这一时期内，存在道教三星图像与北斗符号组合使用的图像。符印的研究者认为，印中连线的三颗星是道教三清（玉清原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的象征：“道教印符中，常以此来代表三清神”[25]。此说值得怀疑，因为三清并非具象的星宿，似不宜用星宿的表示方法，同时作者亦未提出道教文献中支持此说的依据。
从道教文献来看，与北斗配合使用的三星，明确记载为“三台”。如《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中记载的多个符箓都明确标明了“三台”（图18）[26]。道教科仪中步罡、画符，亦常见“三台”配合北斗，如《大梵先天奏告玄科》中的记载的“北斗罡式”、“三台罡式”（图19）[27]，以及“颛使者符”（图20）[28]：“书三台一黄，祛却不详。中台二白，护身镇宅。下台三青，灭鬼除精。台星到处，疾速奉行。再念二十八宿名号，每句一笔结成。中央斗字，继念贪斗七字，结成七星；念魁斗七字，剔斗中七笔；再斗口圈处书太极……”
在留传至今的道教秘本苏州正一派《清微斋法一线串珠》中，还能见到“三台”与北斗、南斗组合使用的情况，如：“不同出伏于宫中，即右手剑诀叉腰，左手剔三台盖项。上台一黄，祛却不祥（未）；中台二白，护身镇宅（午）；下台三清，灭鬼除精。台星到处，大赐威灵，急如律令。再剔南斗一座，于左肩；再剔北斗一座。口诀：……”[29]
可见三台、北斗、南斗配合使用，在道教文献、图像、文物中是有充分依据的。小铜殿正脊上的南斗、北斗星宿用直线相连，而中央的三星却用曲线相连，可能也是有意加以区别：用三颗星表示的“三台”并不是真的具象星宿。
因此，本文首先认为小铜殿正脊中央的“三星联以曲线”图像，很有可能是“三台”的象征。第二，“三星联以曲线”符号也可能是道教“太一”（太乙）的图示。
比照南阳市西郊麒麟岗出土的汉画像石墓前室盖顶表现的天文画像：画面中央端坐之神头戴“山”形冠冕，可能为“太一”（太乙）神；而画面最左端为南斗六星，最右端为北斗七星（图21）[30]。
图21 南阳市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前室墓顶画像
小铜殿表现的北斗、南斗对应形式正与上图相同，而“三星联以曲线”符号在构图形式上与“山”形同具有中央高、两边低的拓扑同构关系。同时，据李零、巫鸿等学者的总结，“太一”的基本形状为“Y”形符号或倒“Y”形符号（图22）[31]。小铜殿的“三星联以曲线”符号又正与倒“Y”形符号形似，因此不妨推测小铜殿正脊中央“三星联以曲线”符号表现的可能是“太一”。
如此，小铜殿屋脊的星宿图像亦有可能上追汉代，整体表现了早期道教中太一位于中央、统帅四方的天界图示。
图22 “Y”型“太一”符号陕西户县朱家堡东汉墓出土镇墓瓶上所书
4、鸱尾——创新中的古意
古建筑屋脊两端高起的构件称为“鸱尾”，它既有构造作用又有装饰作用，还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同时，由于鸱尾的形象历代不断演化且特点明显，其形象特征也成为判断古建筑年代的重要关注点。小铜殿的鸱尾形象颇为独特，是否能反映出时代或地域特征呢？
小铜殿的鸱尾下部图案为祥云，上部竖起并向内卷曲的部分似表现山峰耸立的形象（图23（4））。与屋檐之下的建筑主体部分相比，艺术风格颇有差异：其工艺更细腻，气韵更生动，艺术水平较高。从其形式来分析，小铜殿的鸱尾表现的既不是明清时期的插剑把正吻形象（如故宫太和殿的正脊吻兽），也非宋元时期常见的龙吻吞脊形象，与武当山本地的元代建筑如琼台石殿、南岩宫石殿之张口吞脊的鸱吻形象（图23（3））均不相同。
从整体轮廓上看，小铜殿的鸱尾颇似唐以前鸱尾的轮廓（图象内容并非鸱尾），而这种无兽口形象的鸱尾通常被认为在唐以后就不再使用了[32]。可见，小铜殿的鸱尾既不反映宋元时期的时代特征，也不反映武当山地区的地域特征，其形象轮廓既有唐以前的特征，内容却又有所变化。要之，它反映出一种有意为之的在创新中体现古意的个性化形象。
图23 元代小铜殿鸱尾与唐代、元代鸱尾形象对比（未按相对比例表现）
综上，小铜殿通过建筑本身对南斗、北斗、三清神符号（或“太一”符号）的表现，以及对形象特别的鸱尾的使用，充分昭示出其作为玄武大帝供奉场所的道教建筑特征。同时，小铜殿使用九星北斗、三清（或“太一”）、复古形象的鸱尾及其组合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设计者意图通过使用这些深具古意的图像，确保信众们充分相信：他们“喜舍资财，永充供养”的这座位于“玄帝升天处”的铜殿——也许是他们见过的第一座全用青铜建造的殿堂——并不是道士们异想天开的产物，而是一座有着古老传统的神殿。在有限的资金和场地限制下，设计者无法通过增大建筑的规模或给建筑镏金、贴金的方式来提高建筑的“等级”或“形制”。这时，使用一套具有古意的图像，就成为了提升建筑品质和品位的有效策略，从而巩固崇奉对象、教派的正统和权威地位。
巫鸿在讨论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复古”模式时，总结了四种体现复古意图的模式[33]：“第一种模式体现在复古主义与儒家学说的紧密关联中”；“第二种体现复古意图的模式是不断出现的复古与‘华化’的联系”；“复古意图的第三种模式反映在文人画家和书法家持续不断地再造古典风格的努力中”；“第四种复古意图的模式可以在那些使中国加速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艺术和建筑项目里找到”。小铜殿的图像所代表的“复古”模式并不能为上述四种模式所概括，而体现的是宗教系统中的建筑项目、艺术作品与正宗性、权威性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视作体现复古意图的又一种典型模式，值得今后使用更多案例进一步探讨。
五、铭文信息：信众、组织者、建造者的空间分布
小铜殿的槅扇（图24）、角柱、屋瓦、地栿、柱础之上保存有丰富的铭文，记录了捐资者、组织者（化缘者）、铸造者的姓名、籍贯、所在地，以及捐赠数额等。
多数铭文表达了信众希望自己的资财能作为铜殿的一部分，“于武当山玄帝升天处大顶上永充供养，作今生之善果，为后世之津梁”，同时保佑“家眷等常居吉庆、永处福龄”的愿望。现在看来，他们的心愿至少实现了一部分：他们的资财确实藉由铜殿之坚固耐久而一直流传了七百余年。
同时，这些铭文也为我们研究小铜殿当年的铸造背景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也为武当信仰的传播和流布情况提供了宝贵史料[33]。本文将笔者所录之全部铭文列于文后，以资学者进一步研究。铭文分阳文与阴文，其中大部分为阳文，当与构件同时铸成。阴文中，有些是铸件铸好即镌刻的，如铭文18、19、29、30、39、52、55号；有些则是铜殿建好若干年后，为了记录相关工程而镌刻的，如铭文49、51号。
图24 小铜殿正立面槅扇门
（本图表现的铭文为位置与内容示意，未按字体原状摹写）
1、捐资者
从铭文可知，捐资者是来自湖广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江西行省和江浙行省的平民信士，也有常年在“江河往来船”上的信士。据统计，大部分的信士来自武昌路，其中又以武昌路治所在地江夏县最多，其次是崇阳县；与武昌路一江之隔的汉阳府所占的捐资者比例也不少（见图25）[3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当真武信仰在元代已经至少拓展到上述四个行省，而核心区域在长江中游、汉水流域。
具体到武昌路江夏县，捐资信士又大部分来自南城，包括望山门（最西侧的南门）内外，竹牌门（最南侧的西门）附近，长街，西街，河街等南城内外地区的捐资记录有15项，占江夏县总数21项的71.4%，占小铜殿所有捐资记录的23.8%。因为地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元代武昌路城中的许多地名到了清代仍在沿用，图25即以清光绪初年湖北省城图为底图，标示出武昌路城内捐资来源的分布[36]。
图25 小铜殿铭文记录的捐建来源分布统计图
（地名旁为当地所占比例；底图摹自《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图
图26 武昌路城（江夏县）内捐建来源分布图
（底图：光绪初年 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
图27 小铜殿铸造地点与捐建者主要分布区域
（底图：康熙二十六年江夏县图。竹牌门明嘉靖后改称文昌门。）
图26中，西街的尽头有一“武当宫”，始建于宋代[37]。推测当年道士到武昌来化缘时，可能会以武当宫为活动驻地。而铜殿铸造地又在武昌路城以南的梅亭山上（图27）[38]。道士往来于武当宫与梅亭山，其之间的区域自然就成为他们在武昌路募化的主要活动空间了。
2 、铸造者
小铜殿正面槅扇上的铭文表明，铜殿由“武昌路梅亭山炉主万王大用造”（铭文1、2、3、4号，图24、图28）。梅亭山在武昌路城外南五里[39]，一说在“高观山南三里，中和门子城上”[40]。
对梅亭山的这位作坊主来说，要铸造一座铜殿，恐怕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委托。我们无从得知小铜殿建筑的设计者究竟是他还是另有他人，但对于他来说，只要合理地将铜殿化整为零，以他的铸造技术，铸造每一件构件都不是难事。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梅亭山炉主把他的姓名留在了小铜殿的最显眼之处、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每一扇毬纹槅扇门的裙板上。
因此，七百年后的今天，学者仍能轻易认识到梅亭山炉主的“著作权”。然而，现有的所有研究却均未发现小铜殿的另一位铸造者——“襄阳府西关住（？）金火匠人阳囗易泰”。他的名字刻在小铜殿南侧鸱尾旁的正脊表面[41]（图29）。可以肯定，除了两个鸱尾外，组成星宿图案的正脊也都是他的作品。前文已论及，屋脊与鸱尾的图像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在艺术风格和水平上颇有异于屋面以下的部分。“襄阳金火匠人”铭文的发现，正可以合理解释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图28 小铜殿正面槅扇上铭文（题名部分）
图29 小铜殿鸱尾旁“襄阳金火匠人”的铭文
3、组织者
铭文表明，道士米道兴、王道一组织了小铜殿的募化活动。前文已经分析，捐建者主要集中在武昌路及其周边府、县（共45项捐建记录，占总数的71.4%），以及襄阳路、常德路（各2项记录）。襄阳路属于从武当山到武昌路的必经之路，常德路沿水路亦可方便到达。而其他各地，捐建记录各仅为1或2项[42]，且路程也较为遥远，因此估计两位道士可能并未前去化缘，而是当地的信众来武当进香时捐的资。
他们外出募化，应当走的是水路，在武昌路梅亭山造好铜殿的大部分构件后，沿汉江返回。途经襄阳时，再取到铸造好的鸱尾和脊筒，带回武当山组装。正因为走的是水路，所以也有机会从一些“江河往来船”上的信士那里募到捐助（5项，占总数的7.9%）。
从“守、道、明、仁、德……”[43]的辈谱来看，米道兴和王道一应为武当山元代著名道士张守清的徒弟辈道士。张守清组织募建了南岩宫[44]，他们则为南岩宫募化了铜像一座，在江西庐陵铸成，运回武当供奉[45]。可见在募建小铜殿之前，他们已有外出化缘募捐的经验；而在小铜殿建成的十年之后（1317），他们又为修葺天柱峰大顶的地面，再至襄阳募捐（铭文49号），可谓尽心尽力。 在一些铭文中出现了“劝缘张守真”的字样，并列于“化缘米道兴、王道一”之后（铭文24、25、46号）。这位“张守真”可能是张守清的师弟，而非宋代天师道第三十二代传人张守真。
4、施工标记
除了捐建信息铭文外，小铜殿前檐两个地栿出头及两只柱脚上分别刻有“左”、“左前”、“右”、“右前”字样（图30）。其作用当是在相似的构件上标清方向，便于铜殿的组装。这些记号有可能是铜殿初建时就刻上的，也有可能是永乐十四年（1416年）将小铜殿从天柱峰顶撤置小莲峰的时候，为了组装方便才刻上的。
本文倾向于认为施工标记是初建时刻上的，因为铜殿中有多个相似构件，如无标记，组装施工时容易造成构件的方向错误。其他铜殿的铭文也有类似情况出现[46]。
图30 小铜殿上的施工标记
六、合金成分分析：针对不同构件选择合金配比
1、成分检测
为深入、全面研究小铜殿的建造历史，并为其科学保护提供基础，有必要对小铜殿的建筑材料进行分析。2009年，笔者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仪[47]，首次对小铜殿铸造材料的合金成分进行了无损检测。限于条件，检测时未进行表面除锈处理，仅选取了构件中表面相对光洁的部分，并用清水清理了表面附着物后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2：
注：1） “< LOD”意为小于最低可检测值，即测不出该元素。
2） 限于篇幅，不给出每一具体部位各元素的检测误差值。Cu的误差在0.4%~0.8%之间；Sn的误差在0.2%~0.6%之间；Pb的误差在0.2%~0.7%之间；Fe的误差在0.1%~0.3%之间；Ni的误差在0.1%~0.2%之间；Sb的误差在0.1%~0.2%之间。
被测部位均为铜（Cu）、锡（Sn）、铅（Pb）三元合金，不含锌（Zn）或仅含少量锌，属于铅锡青铜合金。样品TD01-16的铅含量高于铜，应属铅基铜合金。可见，小铜殿的建造材料为青铜，而非有些文献所称的“纯铜”或“紫铜”，更不是黄铜。
各被测部位均显示含有少量的铁（Fe）。北宋后期、南宋曾大量使用胆水炼铜法制钱，用铁置换出胆水中的铜，因此该时期的铜钱中常能检测出一定量的铁。小铜殿铜料中有铁的存在，不排除与胆水炼铜法有关的可能性。
除前檐地栿外，大部分被测部位的铜含量分布于56.7%~73.4%区间，锡含量分布于7.3—20.0%区间，铅含量分布于12.6%~24.5%区间。铅加入铜锡合金中可以提高合金溶液的流动性，使充填铸型的能力增强，对铸件表面纹饰清晰度及尺寸精度有直接影响。实验证明：“含[铅]10%~15%的流动性最好，满流率随含铅量的增加而增加；当含铅量超过15%时，满流率下降。因此含铅10%~15%的铜锡合金的铸造性能良好”[48]。以这个标准来看，小铜殿只有几根柱子的铅含量在这个范围内，其余均高于15%。考虑到小铜殿全为平民信士募捐建造，造价预算低。提高铅的含量，可以降低制造成本。
表3：小铜殿材料铜、锡、铅成分比例与构件性质对应分析
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多采用框架结构体系，其建筑的结构荷载主要由柱、梁等结构构件承担，而墙、门窗装修等多只承担围护、分隔空间的功能，俗称“墙倒屋不塌”（硬山搁檩的建筑除外，其山墙为承重墙）。据此，小铜殿的构件可根据受力情况分成三组：围护构件、一般结构构件、重要结构构件。
小铜殿的结构荷载由六根铜柱承担，通过柱础传递到基础，因此其柱、柱础是重要结构构件。抱框主要的功能是分割立面，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檐檩荷载，是一般结构构件；屋面板本属于围护构件，但铜殿的屋面板综合了椽、瓦、板，可算作一般结构构件；槅扇属于围护构件，但前檐槅扇的边梃需支撑整块槅扇的结构，可算作一般结构构件。其余的槅扇芯、山花板不承重，则为围护构件。
图30中，纵轴为小铜殿材料的铜锡比、铜铅比，横轴为建筑构件的性质（反映构件受荷载的不同）。该图反映出：第一，随着构件性质由“围护”向“结构”变化，铜锡比、铜铅比均不断提高；第二，铜锡比的增加相比铜铅比的增加，显示出更为清晰的与构件性质变化的正比例对应规律：构件的结构作用越重要，其铜锡比就越高。
图31（1）铜锡比与构件性质的对应关系
图31（2）铜铅比与构件性质的对应关系
* 表示根据现代建筑学理解，该项目成分配比不符合其构件性质。如穿插枋主要起拉结作用，应属一般结构构件。但当时的工匠也可能根据其位置（槅扇与山花板之间）而将其理解为围护构件。
虽然构件的含铜量大体来说呈现随构件结构性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但从表2可以看出，其增加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反复。因此，小铜殿的铸造工匠很可能是通过控制铜与锡的比例而非铜的绝对含量，来分别铸造不同结构功能的构件的。
小铜殿的铸造工匠有意识地将重要结构构件的铜锡比控制在8：1以上，同时将其中最重要的构件——柱的含铅量控制在10%~15%范围内，以保证良好的铸造性能。无论他们的配比是否是符合力学性能的最优配比（以现代的标准考量，锡含量尚可，铅含量略高[49]），至少说明：元代的铜殿建造者清楚地认识到不同建筑构件在房屋结构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性质；在配制建筑材料时，他们有意识地根据建筑构件承担功能的不同来进行了配比，以平衡铜殿的造价和建筑质量。根据制作对象的性质来选择青铜合金的配比，这一意识在中国冶金史上由来已久，《考工记》记载的“六齐”规律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工艺总结[50]。到了14世纪的元代，冶铸匠人面对他们可能之前从未造过的铜殿，根据构件的受力性质把合金配比的作法运用其中，这一方面见证了中国传统冶铸技术的千年流传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中国传统工匠对建筑材料运用水平的直接证据，是小铜殿重要的科学价值体现。
笔者深知由于检测精度、样本数量的局限，上述现象和结论仍值得慎重审视。但考虑到其可能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兹将分析过程列出如上，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检验和论证。
七、铜殿溯源：神仙金殿
小铜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铜建筑，究竟其建造的思想根源何在？系统论证当另撰专文详述，本文现简要考略如下：铜为“吉金”，它的坚固与美观向为中国古人所喜爱。在山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以铜建殿，可以防止大风的破坏以及雷火的威胁。建筑永世不朽，捐资者的姓名、善举也可刻于殿身，流传后世。这是从材料物理特性出发，对铜殿出现的客观原因进行的解释。
铜亦称作“金”[51]，因此人们也常将“铜殿”称为“金殿”。而本文认为，铜殿这种建筑类型的出现，从思想根源上探究，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古人对“金殿”这一概念的追求，其年代可以远溯至秦汉乃至战国之际，道教尚未形成之时。据《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黃金銀为宮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52]。按《史记》之说，齐威王、宣王时就开始向往海中的神山、金银宫阙了。而至迟于汉代，就已经对此传说有所记录了。《史记》所记“海上神山黄金银宫阙”的传说大抵来自研究神仙丹药的方士；而传说中汉武帝时的“神屋”为笃信方士的汉武帝所建，构件中使用了铜柱、铜椽、铜瓦，形象金光灿烂。可以推测，“黄金宫阙”（金殿）的原始概念就是源自求仙之思潮，是对传说中仙境建筑形象的具体描摹。
道教发展成熟后，“金殿”进一步确定为天帝、群仙所居场所的代表。目前所知的最早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卷22描述了仙界的宫府设置，其中有“黄金殿”、“金房”、“金阙宫”；并对“金阙宫”有具体描写：“金阙宫有四门，门内周延七千里……门有两阙，金阙以黄金为柱，刻金题众真飞仙之号。玉阙以青玉为柱，刻玉题上皇真人之号，他阙悉如此阙。上有九层金台，虚上玉晨，领仙君所居”[53]。又如宋《云笈七签》卷103：“上帝在无上三天，为诸天之尊，万象群仙无不臣者。常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通彻，无所不照，故为通明殿。诸天帝君万灵侍卫仙众梵佛悉来朝谒，仰视其殿，惟见大光明中”[54]。
“金殿”、“金阙”既为神仙所处之所，深为炼丹、修道者所追寻向往——“修道者研究天地之学，目的就是要把握天门地户开阖之机，以期飞升天门金阙，得道成仙”[55]。如唐清虚子《太上圣祖金丹秘诀》是一部以黄白术为主的丹经，开卷便说：“太上圣祖金硫柜头变化金宝滋养无穷之法。说三品金丹，第一品金丹，服之飞升金阙，名曰天仙；第二品还丹，服之住世长年；第三品神丹，变化五金八石，立成大宝，济世利身，名曰人仙”[56]。
宋高宗在《天柱峰歌》中，则明确了玄武大帝所居之处即“金殿”：“祥风自天来，吹我游紫清。高高着天起，巍然一柱连天撑……神君端居面东瀛，黄金铸屋玉作楹，赤蛇鼓鬣黑龟效灵，旌旗招摇，森然列星，敬将一瓣香上诉神君听”[57]。
元朝统治者曾对道教采取了推崇的政策，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三月加封诏曰：“上帝眷命皇帝圣旨：武当福地，久属职方，灵应玄天，宜崇封典。……帝室眷命受于天，万年永安乎宗社。思皇多祉，祐我无疆。特加号曰‘玄天元圣仁威上帝’”。[58]元朝皇室为武当玄天上帝加号仅三年后，大德十一年（1307年）小铜殿铸成，安奉于天柱峰顶。求仙、修道者对“金殿”向往了许多年，此时终于有了一座实体的、真正建筑尺度的金殿（铜殿）出现在玄天上帝升天之处，这正体现了小铜殿所凝结的思想史价值。小铜殿的构架使用了木构建筑的穿斗结构形式和构造，在屋顶装饰上采用了具鲜明道教特征和古意的图像，它至少在天柱峰顶经历了109年的风霜雨雪而无大碍，体现了其材料与构造的坚固、合理，直至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被太和宫金殿取代。
从石殿到小铜殿到太和宫金殿，天柱峰见证了武当真武信仰的地位逐渐尊崇的过程。元代小铜殿的存在，已正式将神仙思想、道教典籍中对仙境金殿的追求实体化。明永乐的武当山太和宫镏金铜殿，影响深远，引发了后来明、清数座铜殿的兴造。而元代小铜殿，则很有可能为明成祖朱棣创建一个符合皇家规制的“金殿”，提供了最直接的灵感。
注释
[1] 分别为湖北武当山太和宫小铜殿（元代）、武当山太和宫金殿（明代）、云南昆明太和宫铜殿（明代陈用宾倡建，已不存）、四川峨眉山铜殿（明代，已不存）、江苏宝华山隆昌寺铜殿（明代，已不存）、山西五台山显通寺铜殿（明代）、山东泰山碧霞祠铜殿（明代，现存于岱庙）、山西霍山真武庙铜殿（明末清初，已不存）、山西洪洞青龙山真武庙铜殿（清初，已不存）、山西汾西真武庙铜殿（清代，已不存）、昆明太和宫铜殿（清代吴三桂捐建）、北京颐和园宝云阁（清代乾隆年间）、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宗镜阁（清代乾隆年间，已不存）等。
[2] 铜柱如《晋书》卷27志第十七记载“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殿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铜锧、金釭见杨鸿勋. 凤翔出土春秋秦宫铜构——金釭.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M]. 文物出版社，1987. 117。铜瓦如《旧唐书》卷118列传第六十八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曜山谷，计钱巨亿万。”见：（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卷118. 北京：中华书局，1997. 3418。
[3] 据（宋）李昉. 太平御览. 卷187：“汉武内传曰，上起神屋，铸铜为柱，金涂大五围”；卷188：“汉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金为椽，刻玳瑁为龙虎禽兽以饰其上，状若隠起。椽首皆作龙形，龙首衔铃流苏悬之”。见：四部丛刊三编[M]：第40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依此，汉武帝神屋当为一个柱、椽、瓦均为铜制的金色神殿。但该建筑除了柱、椽、瓦以外的构件如梁枋、门窗等是否为铜铸，不得而知；且《汉武内传》及《汉武故事》中多神异传说，未可尽信为史实。
[4] 元代小铜殿简介见湖北省文物管理处. 湖北均县武当山古建筑调查[J]. 文物, 1959(07): 35。2008年有学者发表论文，对建筑概况、供奉神像的历代封号、铜殿铭文都进行了一定的介绍和研究，参见宋晶. 元代武当山玄天上帝铜殿考述[EB/OL]. 屏东：玄天上帝信仰文化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10月，全文见：http://taoismdata.org/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232。
[5] （元）刘道明. 武当福地总真集. 卷上. 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6-7
[6] （明）方升. 大岳志略. 卷三 宫观图述略. 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500。又见《古今图书集成》：“（按太和山志古迹考）古铜殿元时所建，明永乐以规制弗称，撤置小莲峰，今人呼为转辰殿”，见（清）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M]. 方與汇编山川典第一百五十五卷武当山部汇考二之一，光绪甲申年（1884年）夏上海图书集成铅版印书局重印。
[7] （明）任自垣.（宣德六年）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卷十三 录金石第十，见杨立志点校. 明代武当山志二种[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82
[8] （元）朱思本《登武当大顶记》。见朱思本. 贞一斋诗文稿，影印宛委别藏清抄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M]：第132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94
[9] 小铜殿南面最东一块槅扇外皮阴刻：“襄阳府大北门内，坐北面南居住/修真女冠徐志坚/上侍母亲林氏妙益，同兄徐文经、/文信、文囗、文郁、/文信、文彬，家眷等喜舍/中统钞壹拾定，结砌/大顶地面石，祈保合家清吉者。/岁次丁巳延佑四年三月日，化缘米道兴、/王道一、/龚道通。”
[10] 如《上清太上回元隐道除罪籍经》、《北斗二十八章经》、《北斗七元星灯仪》、《玉清无上灵宝自然北斗本生真经》、《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北斗本命延寿灯仪》、《北斗本命长生妙经》、《北斗治法武威经》、《北斗伏魔神咒妙经》等。
[11] 竺可祯指出：“距今三千六百年以迄六千年前包括左右枢为北极星时代在内，在黄河流域之纬度，此北斗九星，可以常见不隐，终年照耀地平线上”。见竺可桢. 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 竺可桢文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249。又陈久金则认为北斗七星与九星，分别反映了北斗斗柄的两种指向标准。春秋战国时九星缩减为七星，一方面是因为八、九两星离开了恒星圈而不常见；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人们改变了判断季节的斗柄指向，不再需要八、九两星。见陈久金. 北斗星斗柄指向考[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13（3）：209-214。
[12] 《北斗九皇隐晦经一卷》，见：道藏[M]：第34册. 北京，上海，天津：文物书店，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776
[13] 较明确的说法如《史记·天官书》，认为在斗柄的端部：“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见：（汉）司马迁. 史记[M]. 卷27 天官书第五.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94。又如《宋史·天文志》认为：“[北斗]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见，《汉志》主幽州。第九曰辅星，在第六星左，常见，《汉志》主并州”。见：（元）脱脱等. 宋史[M]. 卷49 天文志志第二. 北京：中华书局，1997. 975。文中同时加按语曰：“北斗与辅星为八，而《汉志》云九星。武密及杨维德皆采用之。” 可见《宋史》虽同意北斗除七星还有辅星存在，却并不十分肯定第七星旁弼星的存在。
[14] （宋）张君房. 云笈七签. 卷24 日月星辰部二. 见：道藏[M]：第22册. 北京，上海，天津：文物书店，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5] 线图为张剑葳绘制。底图见蒋英炬，吴文祺主编.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中国画像石全集1 山东汉画像石[M]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49。
[16] 图16（1）引自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市文物馆. 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J]. 文物, 2000(02): 20。
图16（2）：虚线标识为张剑葳所加。底图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五代冯晖墓[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24。应注意，此图中“中台”多连了一颗小星，与《史记·天官书》记载不同。
图16（3）引自唐彩兰编著. 辽上京文物撷英[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144。
[17]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卷1. 见：道藏[M]：第1册.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8] （清）张廷玉. 明史[M]. 卷50 礼四吉礼四.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08
[19] 这一点蒙道教三山滴血派“当”字辈传人：太上三五都功经箓法师 神霄演道斩邪仙卿 陶观静（法名当瑛）先生指教，及惠示秘传抄本。谨此致谢！
[20] （汉）司马迁. 史记[M]. 卷27 天官书第五.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94
[21] （唐）房玄龄等. 晋书. 卷11 天文上.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93
[22] （清）秦蕙田. 五礼通考. 卷192. 见：四库全书[M]：第139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654
[23] 内容整理自刘合心、何建武. 道教符印解读（一）[J]. 文博，2006.(04)：20-23
[24] 刘合心、何建武. 道教符印解读（一）[J]. 文博，2006(04)：20-23
[25] 刘合心、何建武. 道教符印解读（一）[J]. 文博，2006(04)：20-23
[26] 《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 卷36，见：道藏[M]：第3册. 北京，上海，天津：文物书店，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816
[27]（清）娄近垣. 大梵先天奏告玄科[M]. 卷上. 第二十一页. 北京：大光明殿道观刻本
[28]（清）娄近垣. 大梵先天奏告玄科[M]. 卷下. 第二十五页. 北京：大光明殿道观刻本
[29] 由太上三五都功经箓法师 神霄演道斩邪仙卿 陶观静先生提供。
[30] 韩玉祥、牛天伟. 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前室墓顶画像考释. 韩玉祥主编. 南阳汉代天文画像石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23-24。图见该书第126页，图版48。
[31] 参见李零. “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 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 语言文献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98-614。巫鸿. 汉代美术试探. 见：巫鸿. 礼仪中的美术 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70-471。
[32] 见祁英涛. 中国古代建筑的脊饰[J]. 文物，1978（03）：63，图19之（1）（2）亦引自该文。
[33] 巫鸿著，梅枚、肖铁、施杰等译. 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复古”模式. 见：时空中的美术 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30。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四种模式，亦强调“绝不排除还有其他模式的可能”。
[34] 此方面的详细论述另可参见顾文璧. 明代武当山的兴盛和苏州人大规模武当进香旅行[J]. 江汉考古，1989(1):71-75；梅莉. 明清时期武当山香客的地理分布[J]. 江汉论坛，2004(12): 81-85；杨立志. 武当进香习俗地域分布刍议[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1): 14-19；John Lagerwey. The Pilgrimage to Wu-tang Shan [C]. In: Susan Naquin, Chün-fang Yü, eds.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93-332。
[35] 底图摹自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3-4
[36] 底图自刘镇伟主编. 中国古地图精选[M].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44
[37] 明《寰宇通志》：“武当观在黄鹤楼东，宋崇宁间建，国朝洪武间初建，正统十一年重修。”见：（明）陈循等. 寰宇通志[M]. 卷50. 第十三页. 台北：广文书局，民国五十七年（1968年）
[38] 底图自（清）裴天锡，罗人龙. （清康熙26年）湖广武昌府志. 图考. 北京：国家图书馆. 清康熙26年（1687）刻本
[39] （清）裴天锡，罗人龙. （清康熙26年）湖广武昌府志. 卷2 山川志. 第二页. 北京：国家图书馆. 清康熙26年（1687）刻本
[40] （清）陈元京，范述之. （乾隆59年）江夏县志. 卷1 山川. 第三页. 北京：国家图书馆. 清乾隆59年（1794年）刻本
[41] 转运殿内光线过暗，笔者使用高倍数码照相机，配合图像增强处理软件，才勉强辨认出。另一侧鸱尾亦有铭文，然而在笔者的考察条件下已难以辨认。盼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能清晰采集到这两处铭文，并尽早予以公布。
[42] 杭州路的两项记录为同一家人，见铭文7、37号。
[43] 见杨立志. 三山滴血派与武当清微派[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20 No.5(10): 6-8
[44] 《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三十六岩》：“紫霄岩，一名南岩，一名独阳岩，在大顶之北，……品列殿宇，安奉佑圣铜像，绘塑真容，至元甲申（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住岩张守清，大兴修造，叠石为路，积水为池，以太和紫霄名之。”见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7
[45] 据《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三十六岩》：“紫霄岩，一名南岩……品列殿宇，安奉佑圣铜像”。原文“佑圣铜像”后有注云：“元真乙未，方士王道一、米道兴，募缘众信，于卢陵铸成。“元真乙未”，即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
[46] 参见张剑葳. 泰山“天仙金阙”铜殿——中国古代铜殿案例研究，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编. 文物建筑[M]：第二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53-65；张剑葳，周双林. 昆明太和宫金殿研究[J]. 文物，2009 (9): 73-87。
[47] 使用的检测设备为美国尼通公司XLt 898型手持式XRF分析仪。该设备使用35kV / 1.0W 银阳极靶X射线管作为激励源，分析范围为从22号元素钛（Ti）至83号元素铋（Bi）中的23个标准合金成分元素，并直接生成X射线谱图。可直接显示被测样品的合金牌号（对于符合现代合金牌号标准的样品），以及成分百分比含量和分析误差值（2倍sigma误差）。对于金属样品，该设备一般测试15秒以上能得到较为精确的结果。本研究中，对样品的平均测试测试时间为25秒左右。原始检测数据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考虑到其精度的局限，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处理，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48] 韩汝玢，孙淑云，李秀辉，潜伟. 中国古代铜器的显微组织[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24 No.2(04): 223
[49] “在铜锡铅三元合金中，含锡12%~13%青铜中加人6%的铅时，总的力学性能较好”。引自Chase W T. “Ternary Represent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Compositions Archaeological Chemistry II”, Advances in Chemistry Series 171 [M].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78，转引自韩汝玢，孙淑云，李秀辉，潜伟. 中国古代铜器的显微组织[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24 No.2(04): 223。韩汝玢等同时指出：“在古代武器和刃具制作中，到目前为止，尚不能认为古代工匠是有意识制作符合上述铅锡含量的制品。”
[50] 《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六齐”列举了六种不同器物所需的六种锡青铜配比，表明该时期冶铸匠师对锡青铜机械性能随锡含量而变更，熔铸不同性能要求的器件时需相应选用不同合金成分，已有明确的认识。见：华觉明. 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280。
[51] 如“金有三等，黃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孟康曰：“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见（汉）班固. 汉书[M]. 卷24下 食货志第四下.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64。
[52] （汉）司马迁. 史记[M]. 卷28 封禅书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1370
[53] 《无上秘要》卷22“三届宫府品”. 道藏[M]：第25册.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8
[54] （宋）张君房. 云笈七签. 卷103翊圣保徳真君传. 道藏[M]：第22册.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697
[55] 姜生，汤伟侠主编. 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 汉魏两晋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8
[56] 见：铅汞甲庚至宝集成. 卷2. 道藏[M]：第19册.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55
[57] （清）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M]. 方舆汇编山川典第一百五十五卷武当山部艺文三之一，光绪甲申年（1884年）夏上海图书集成铅版印书局重印
[58] （明）凌云翼. 大岳太和山志. 卷2 历代御制，见：杨立志点校. 明代武当山志二种[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74
关于作者
张剑葳
1982年生，福建福州人。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副院长，文化遗产学系主任，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北京）中心常务副主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挂职）。
2004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文物建筑方向，获历史学学士、艺术学双学位。201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2008-2010年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建筑考古、建筑历史与理论、文化遗产保护。专著《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14），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8）、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2020）。主持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一项（2020），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2018，第5责任人），北京大学创新教与学一等奖（2019、2017）、教学基本功大赛二等奖（2017）。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课题一项，国家社科重大基金子课题一项，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面上项目各一项。曾主持及合作完成多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
主编语：
我们很荣幸的得到张剑葳博士的公共号首发授权，连续两篇推出他对武当的金属建造研究，武当现在是唯一遗留一个朝代的山体地形建筑群落，山麓与地形建造结合完美，是古代特殊建造的标本，质量上乘。特别是两个绝无仅有的高质量铜殿，一个承载日月星辰，一个是万道光芒霄汉连天，我们选择这个特别的日子（立春）推出其大作，以应中国古代法理之制，立春在古代就是春节新年，是殊样的材料建造和地形结合让武当成为汉地众神之山。（绝无仅有在此是所指：元代最早，金殿质量最好等级最高，地形结合的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