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武道馆 — 编织|张剑葳:武当山太和宫金殿
来源|《文物》2015年第2期:第84-96页
原题目为《武当山太和宫金殿——从建筑、像设、影响论其突出的价值》本文由作者授权
本文照片、线图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拍摄、绘制。
武当山天柱峰顶的明代太和宫金殿,是我国现存形制最高的铜建筑。它仿照传统木构建筑的结构形式,以铜合金分构件铸造再装配而成,并且通体鎏金(图1)。其独具匠心的规划设计、独特的建筑材料已经引起多学科学者的注意,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与论述【1】。近年来,建筑史学者从建筑材料的角度分析了金殿对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贡献【2】;历史、宗教学者利用金殿铜栅栏上的铭文考察了真武信仰的流布。这些都体现了太和宫金殿在建筑史、道教史上的独特价值。
图1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立面
然而,金殿的研究仍存在下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虽然已有部分测绘图发表,但金殿的结构和关键构造仍有待细致分析;二、对金殿的像设限于传说故事的介绍,缺乏学术考察,从而未能全面认识其意义及金殿的整体设计理念;三、未认识到太和宫金殿在历史上对其他铜殿、真武图像以及武当真武信仰的影响,从而对其在道教史上的意义认识不完整;四、对金殿最独特之处——建筑材料——未有科学分析,从而对其在冶金史、技术史上的价值认识不完全。作者自2005年起系统研究了国内现存的所有金属建筑,本文拟就上述前三项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第四项将另文专论。
第一节 建造背景及建筑形态
传说中,武当山为真武太子修真飞升处。真武太子得道飞升后,奉上帝之命镇守北方,为北方战神。朱棣由藩王自北方起兵南下夺取帝位,为掩饰这一政治变乱、建立正统,乃宣扬真武自北方助其“靖难”【3】。自永乐十年(1412)始,于武当山兴建道教建筑群。金殿作为朱棣崇真武、兴武当这一浩大工程中登峰造极的一项,倍受朱棣重视。这从朱棣对金殿工程的数次敕令也可看出:永乐十四年(1416)九月初九日,敕都督何浚:“今命尔护送金殿船只至南京,沿途船只务要小心谨慎。遇天道晴明,风水顺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洁。故敕。”续一件:“船上务要清洁,不许做饭。”【4】
永乐十七年(1419)明成祖又敕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今大岳太和山大顶,砌造四围墙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在随地势,高则不论丈尺,但人过不去即止。务要坚固壮实,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5】紫金城墙因此修建(图2)。
图2 天柱峰鸟瞰图
(一)总体布局
据《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八:大岳太和宫在天柱峰大顶。旧有小铜殿一座,以奉玄帝香火。永乐十年敕建宫宇。皇上独重其事,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神之像,置于天柱峰之顶。缭以石垣,绕以石栏,四辟天门,以像天阙,磅礴云霄,辉映日月,俨若上界之五城十二楼也。【6】
又据《古今图书集成》:金顶在天柱峰之极顶,因上有金殿故又以金顶名。元时铜殿一座,明成祖以规制弗称,撤置小莲峯。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元帝金像于内。凡侍从供器悉饰以金,后增置锢柱数十株为栏周围护之。顶之东西约九丈,南北约二丈,建殿其上,坐酉面卯,左右益以飞栈为更衣二小室,殿外为台,台外为槛,槛外为紫金城,立东西南北天门以象天阙。【7】
四座天门仅南天门可供通行,其余三门不可开启,仅为门的形象。南天门外为太和宫建筑群,海拔约1552米;南天门内山峰突起,太和宫金殿即位于海拔1612米的峰顶,占据了武当山空间体系中的最高点——在武当山道教建筑群的等级序列中,金殿也占首位。云烟缭绕之下,紫金城、四天门拱卫下的金殿所营造出的建筑意境,正如天界仙宫金阙。据《史记集解》,“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此仙人之所常居也。”【8】
图3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平面
金顶现状与上述记载基本无异:天柱峰顶用方整青石砌平台,装望柱石栏。平台中央为须弥座台基,上立金殿,殿前为月台。平台东侧入口处有一对铜质小亭模型,内挂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所铸之铜钟、铜磬。清代在南、北、西侧加建的三座配殿实际上影响了金殿的景观效果,也对金殿的原本“金顶天宫”的设计理念造成了破坏。
天柱峰顶原有一座元代建造的小铜殿,在明代被挪至天柱峰下紫金城外的转辰殿。【9】
(二)平面
天柱峰顶平台中央用暗红色砾屑灰质岩做金殿须弥座台基,高91厘米,坐西向东。台基上,金殿东面为月台,月台东、南、北三面设台阶,东面台阶五步,正中作斜坡御道;两侧台阶各三步。台基四周安栏板。
金殿坐西朝东,面阔三间,通面阔4.4米;进深七檩,通进深3.2米(柱网轴线距离),山面四柱,殿内无金柱(图3)。铜质覆盆柱础,上有细线阴刻八瓣莲花。地平以下的柱顶石与覆盆柱础一体铸造,亦为铜质,宽约51厘米见方,厚度不知。金殿下槛之下亦有一周圈铜质基础,深度不知(图4)。
图4 金殿柱础
万历十九年(1591),云南进香信众捐资造了146根木心铜皮柱,设在槅扇与台基石望柱之间,成为一圈铜栅栏,于正面加装两扇木门作为入口。栅栏铭文记录了信众的籍贯、祝语等。铭文显示信众绝大多数来自云南;少量来自江西、湖广,可能为客居云南的信众。
(三)构架
金殿山面四柱落地,明间前后两柱落地,柱径14厘米。下层檐上槛以上依次为小额枋、垫板、大额枋、平板枋,平板枋上承溜金斗栱。秤杆后尾用一斗三升栱承拽枋,拽枋上承一周圈柱脚枋。柱脚枋及其上的上檐结构荷载全部落在下檐的一周圈溜金斗栱后尾,经其传递到下层柱、柱础(图5、图6)。
图5 当山太和宫金殿1-1剖面
图6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2-2剖面
柱脚枋上承上檐檐柱、角柱,分别与下檐柱头科、角科溜金斗栱的后尾对位。下檐角梁后尾从上檐角柱的中部伸出,露出梁尾麻叶头部分,紧贴角柱用竖向销栓栓住。上檐柱上承上檐额枋、平板枋,平板枋上为上檐斗栱。斗栱里拽上施井口、天花。因有天花封堵,因此其上的内部结构均不可见。【10】
金殿结构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上檐荷载的解决方式:一般的重檐建筑,其上檐荷载或由内柱承担,或通过童柱配合抹角梁或井字梁传递至下檐和基础。但金殿既无内柱,也不使用抹角梁或井字梁,上檐荷载主要通过下檐的溜金斗栱传递到下檐柱和基础;后尾插入上檐童柱的下檐角梁也分担了一部分上檐荷载。这种结构使得殿内无需被内柱或抹角梁占用空间,保证了内部空间的整体性和可用性。(图7)
图7 重檐结构剖面详图
图8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甲-甲立面(未表达铜栅栏)
这样的重檐结构解决方案,在现存所有的铜殿中是独一无二的;在现存之木构建筑中亦比较罕见,仅个别小规模的重檐亭榭有相似作法,但不尽相同【11】。在重檐亭榭的类似结构中,常用下檐溜金斗栱后尾配合角梁,插入垂莲柱,再在垂莲柱上施额枋拉结柱顶,其上承上檐屋面。重檐亭榭的这种结构形式,是一种“穿斗”的逻辑——上、下檐通过垂莲柱“穿斗”在了一起。这种构造轻巧,节省空间,但在形象上略嫌花哨,不够庄重;又因为角梁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故更适用于六角亭或八角亭等角梁多的建筑。而金殿的结构形式,从建造逻辑上来看,是“层叠”或“抬梁”的方式——交圈的柱脚枋叠加在下层溜金斗栱后尾之上,上层柱又坐于柱脚枋之上。
图9 金殿正吻
可见,金殿使用的这种溜金斗栱加柱脚枋的作法,既保证了内部空间的整体性、可用性,又保证了其殿堂庄重正式的效果。这种作法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其在建造技术上要求更高:首先柱脚枋必须非常可靠地交圈;同时它要与溜金斗栱后尾牢固交接,形成一个整体框架,否则上檐建筑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基础。金殿下檐一共六十四攒斗栱,每攒斗栱的秤杆后尾都设有销钉向上贯穿入柱脚枋,与柱脚枋可靠交接,这就对构件的预制精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若稍有偏差,秤杆后尾与柱脚枋就难以紧密交接、形成整体。从现状来看,金殿构件交接严丝合缝,建造工艺之精密令人叹服。从这点推测,工匠在铸造金殿的构件之前,可能先建有一座1:1大的木构模型或局部模型。通过试装配木构件,确定榫卯之精确尺寸、位置,然后可能再以木构件为模,制范浇铸铜构件。【12】
图10 翼角仙人走兽
(四)斗栱
金殿正立面上檐、下檐明间均施十攒平身科斗栱;稍间上檐平身科斗栱二攒,下檐三攒。侧立面上檐、下檐明间均施四攒平身科斗栱;稍间上檐平身科斗栱二攒,下檐三攒。
下檐各科均为单翘重昂七踩溜金斗栱,逐跳重栱计心;内拽从二跳跳头开始,施三重秤杆。(图11、图7)
图11 金殿下檐斗栱
下檐柱头科斗栱外拽最上一跳不施耍头,做成翘托斗盘、假梁头的形式,假梁头不做桃尖。梁头下各跳昂、翘同宽,均为2斗口(斗口22毫米)。昂、翘逐跳足材。各栱栱瓣明显,为四瓣。斗欹上的弧度明显。各昂均为琴面昂,昂面做扒腮。
下檐平身科斗栱与柱头科斗栱形式相同,惟宽度均为一斗口,最上一跳施耍头。
下檐角科施附角栌斗,其上瓜栱、厢栱皆为鸳鸯交首栱。角翘上承角昂、由昂、宝瓶、角梁。
金殿上檐施重翘重昂九踩斗栱,外拽逐跳重栱计心;里拽逐跳为头翘、菊花头、六分头、翘,最上一跳翘承厢栱,上承井口天花。(图12、图7)
图12 金殿上檐斗栱
金殿正面明间、稍间斗科间距大致相等,为22厘米至23厘米,约为10口;山面斗科间距为23厘米至25厘米,约为11斗口。
金殿的斗栱并非装饰,而确实承担着结构功能。据现场观察,金殿的斗栱不是每攒独立整体制模浇铸的,而是像木构斗栱一样分件铸造再组装的,但其分件方式不必与木构完全相同。由于金殿的工艺高超精湛,其构件之间的接缝很难分辨,因此斗栱具体的分件铸造方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屋面构造
金殿为重檐庑殿顶,正脊两端装吻兽、剑把(图9)。吻兽、脊兽、走兽均为典型的明官式样式,唯仙人样式独特,为侧坐于凤背上、手捧笏板,南、北两相对望;凤头亦为相互对望状。这与常见的仙人跨坐凤背的作法相异(图10)。屋面仅有筒瓦的形象,无板瓦,屋面曲线平滑流畅。上、下檐均为瓦当坐中。
从金殿的结构形式上看,对于“大木”构架部分,依照木构件的构造分件铸造、组装,方便而合理。但对于屋面部分来说,如果再按照椽、板、灰、瓦构造一一忠实仿造,就会使原本合理的构造过于复杂,失去合理性。因此,铜殿的屋面构造必然会在模仿瓦(或琉璃)屋面形象的前提下进行概括、整合,并在细部上重新设计。因此,金殿的屋面构造,是体现其设计水平的重要部位。
经仔细辨认接缝,发现金殿屋面是以板块为基本单位构成的。以金殿的正立面下檐屋面为例:正当沟部分的屋面被分为11个板块单元,每个单元可能由三层构造组成。最上一层为屋面板,由瓦垄、屋面、滴水整体铸造;中间一层为飞椽与望板层;最下一层为檐椽、里口木与望板层。三层上下相对应,共同构成一组板块。具体来看:中间一块屋面板在形象上由7条瓦垄、6个滴水组成,其下层的望板、里口木配合6个飞椽、6个檐椽,宽度为6椽6档。同理,其余的十块屋面板在形象上各由5条瓦垄、5个滴水或4条瓦垄、4个滴水组成,其下层的望板、里口木宽度也与5个或4个檐椽、飞椽相配合(图13)。两端斜当沟部分的屋面(即翼角起翘部分)分块不明显,难以找到接缝,推测各由1块组成。这样,正立面下檐屋面共由13组屋面板块构成。
金殿的两个正吻均未见分块、连接痕迹,应为整体铸造。正脊筒也没有分块的痕迹;群色条以下部分明显有竖向接缝,应为分块铸造。
金殿航拍图(来源于网络)
第二节 像设意义及整体设计理念
金殿内部中央为玄帝铜坐像,玄帝脚边置龟蛇同体玄武铜像。左、右分别有捧册灵官、捧宝玉女,以及执旗、捧剑二将铜像。玄帝像较真人稍大,高约1.85米;四位从神像高约1.5米。铜像工艺精湛,人物刻画亦具神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据《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八:“皇上独重其事,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神之像,置于天柱峰之顶”。经分析,神像亦为黄铜铸造,其成分比例与金殿极相近,很可能为同一时期的产物。(图6)
关于金殿内的玄帝像,最著名的传说莫过于“真武神、永乐像”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13】。然而明代的真武神像实际上沿用了宋元时期的真武形象,并非永乐皇帝的形象。“真武神,永乐像”的说法只是明代晚期以后才附会出来的,对此陈学霖先生已有深入考证【14】。
然而,永乐皇帝对玄帝像确实非常关切,如当时武当太子岩及太子坡二处,要造玄帝童身真像,朱棣即命张信、沐昕画图样进来审阅【15】。以朱棣对金殿工程事无巨细的关心程度,不难推知金殿的神像形象、配置应当也都经他审阅。作者认为,要解读金殿像设的意义,玄帝的形象是一方面,还应注意玄帝左右灵官、玉女手中所捧之册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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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官捧册、玉女捧宝像可能是皇家“册宝”制度在明代道教最高级建筑——武当山金殿中的体现。册、宝是给皇帝、皇后、皇太后等上尊号、谥号以及册封皇太子、亲王、公主、嫔妃的实物凭证。天子之宝玺是天子发号施令的凭证,册是皇帝受尊号、谥号的证明【16】。太后、皇后、太子、亲王、嫔妃们的册、宝,则是他们的身份证明。
《明实录》记载朱棣攻克南京后,(建文四年六月)“己巳,上谒孝陵,欷歔感慕,悲不能止。礼毕,揽辔回营。诸王及文武群臣备法驾,奉宝玺迎上于道遮,上马不得行。上固拒再言,诸王及文武群臣拥上登辇……上不得已升辇……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17】。且不论这段朱棣“被迫”登基故事的真伪,至少从中可以看出,宝玺是登帝位的必要条件。而收回册、宝,则意味着剥夺了皇族身份:岷庄王楩,太祖第十八子。……楩沉涸废礼,擅收诸司印信,杀戮吏民。帝怒,夺册宝。【18】
图13 武当山金殿屋顶分层构造推测示意图
《明实录》、《明史》记载上谥号、尊号,需进册、宝。而且在各种仪式中,册、宝的摆放方位均有明确定制,明代为册置左、宝置右,或册置东、宝置西。如:“(永乐二年三月)庚午,礼部上册封仪注:一册立皇太子及封亲王仪注:……前一日,礼部同鸿胪寺官设诏案于奉天殿中,设节册宝案于诏案之南。节中、册东、宝西,各以次陈列。”【19】从帝王的方向(面南)来看,册东、宝西亦即册左、宝右。
明、清北京紫禁城太和门前有一对石亭、石匮,笔者曾撰文考证,它们可能就是上述各种册封仪式中提到的册、宝的象征物。其摆放方位正是册(石亭)在左(东),宝(石匮)在右(西)【20】。在明及清初“御门听政”之场所设此石雕,是对皇权正统形象化的提示和象征。(图14)
图14 故宫太和门前的”石匮”与“石亭”
与人间太子受册封的形式相合,传说中真武大帝得道飞升的仪式中也须用到册、宝,以完成其由静乐国太子道满飞升被册封为玄武大帝的过程。见《玄帝圣纪》:“玄帝拱手立于台上。须臾,群仙、骑从、车舆、旌节降于台畔,非凡见闻。五真捧太玄玉册前进曰:奉帝命召自上升。玄帝祗拜。其词曰:上诏学仙圣童静乐国子,学玄元之化,天一之尊,功满道备,升举金阙。可拜太玄元帅,判元和迁校府公事。……宝印、龙剑、羽盖琼轮。……诏至奉行。玄帝拜帝命。”【21】
金殿中,从玄帝的朝向来看,正是灵官捧册在左,玉女捧宝在右,与明代规制及故宫太和门陈设的方向均吻合。朱棣敕建的一北一南两个重要工程——北京紫禁城与武当山宫观中,都在显要位置布置了册宝主题的陈设,恐非偶然。由此体现皇位的正统性问题在朱棣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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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殿中的这一组册、宝像设,不仅指代了玄帝飞升传说中的册与宝,与金殿、玄帝像一起,对神话传说进行了演绎,艺术地展现了真武大帝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它暗合着人间皇家的册宝制度,与远在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应,表面上展现的是真武大帝受过册封的正统地位,实际上也提示着人世间的大明皇帝——朱棣皇位“天授”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认识这一点,有助于全面理解金殿的环境、建筑与像设整体设计的理念和内涵。
第三节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的深远影响
(一)对历史上其他铜殿的启发和影响
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明成祖朱棣的命令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置于天柱昆明太和宫铜殿:“前明万历壬寅年(1602)道士徐正元叩请云南巡抚陈公用宾……仿照湖广武当山七十二峰之中峰修筑紫禁城,冶铜为殿,铸供真武祖师金身。名其宫曰太和,亦仿照武当山中峰宫名也。”【23】峰顶的小铜殿被撤置小莲峰。太和宫金殿从此立于武当山天柱峰顶,至今已近600年。虽然太和宫金殿并不是建筑史上最早的铜殿,但无疑是影响最大、最广的一座。明成祖在天柱峰创立的金殿,是对道教典籍中仙境金阙、金殿的实物描摹和演绎【22】。它形成的意象,成功地深入到信众之意识中。此后出现的道教铜殿甚至某些佛教铜殿中,都可以看到武当山太和宫金殿这一创意对它们的影响和启发。如:泰山碧瑕祠天仙金阙铜殿:“金殿在元君殿墀中。创于明万历间,中官董事,制仿武当,突兀凌霄,辉煌映日。”【24】
金殿(图片来源于网络)
峨眉山铜殿:“是安得以黄金为殿乎?太和真武之神,经所称毗沙门天王者,以金为殿久矣,而况菩萨乎?”【25】此论流露出对武当山金殿的羡慕和欲造佛教铜殿以比之的心理。而且,文献表明,妙峰禅师所建的三座铜殿中,峨眉山、宝华山这两座铜殿都采用了荆州地区的工匠和技术。【26】
山西霍山铜殿:“真武庙:旧志曰元帝殿在霍山绝顶,距城六十里。因明季南路阻塞,香火不通武当,崇祯癸未(1643)邑贡士郭养正领衰香众祷神卜地撰文首事,遂于山之巅铸建铜殿一座,四面设铜栏杆;铜牌坊一座,上下俱饰以金。后殿一座,东西香火院数十间,左右钟鼓楼,周围砌以石垣,金碧辉煌,一如武当之胜。”【27】
图15 铜铸武当山金顶模型
(二)武当真武信仰的传播符号
武当宫观营建之时,永乐皇帝曾下令从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西、陕西等布政司选录一批道士到武当山。在来自七个布政司的全部292名道士中,来自山西平阳府的道士最多,有60名,占总数的20.5%。【28】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考证,山西平阳府在明末清初接连出现了四座真武铜殿【29】,是全国铜殿最密集的区域。
图16 玄妙观铜铸金殿模型
上述两个事实既提醒我们应注意平阳地区的真武信仰传统,更提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即:金殿在真武信仰的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符号功能。武当山太和宫金殿的建成,使“金殿(铜殿)”成为了武当真武信仰传播的重要形象标志。
武当山进香民俗在宋代即已出现。元代,随着武当道教的兴盛,朝山进香活动日益发展。明以后,朝武当的风俗已具有全国性影响,香客已具有全国性的地域分布【30】。在武当信仰的传播过程中,武当山金殿作为形象标志,直接引发了前述几座铜殿的建造。但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财力造铜殿,因此它所起到的形象标志作用还表现在:来自云南、江西的真武信众,久慕金殿之名,于万历十九年(1591),专门为太和宫金殿捐建了铜皮栅栏。
武当山泰山庙保存有一座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铜铸武当山金顶模型(图15),由山西平阳府绛州信众集资铸造,朝山时送来。此模型表现了一座铜殿立于天柱峰顶、紫金城中央,其与山体的不协调比例将铜殿突显为视觉中心。由此再次印证金殿在平阳地区信众的认识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金殿已然成为武当真武信仰的符号和象征。
《广东新语》卷十六“佛山大爆”条载:“每年三月上巳节醮会,市民们以“小爆层累为武当山及紫霄金阙,周围悉点百子镫……”【31】
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内有一座铜殿模型,通高约1.2米,面阔约1.5米,进深约0.75米,面阔三间、重檐庑殿顶,内奉真武大帝像(图16)。苏州三山滴血派道教与武当清微派之间的渊源颇深【32】,该铜殿模型显然就是武当山金殿的象征。
从《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庆祝武当工程完工所编的图录)中的真武显圣图像来看,十一幅真武显圣图中有十幅都是以天柱峰太和宫金殿为背景(或前景)来表现的(图17)【33】。由此可见在官方的图像中,金殿也已经成为武当信仰的重要符号了。
图17 真武显圣图之一
金殿之所以能起到这样一种象征符号的功能,一方面在于“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这一奢侈的建筑行为的话题性与朱棣“靖难”政治神话的交织,使得“铜殿”这一概念广为传诵,引人踊跃模仿;另一方面,则又在于屹于天柱、紫金拱卫的金殿,其材质、形象是对天界仙宫金阙的成功描摹和演绎,是长久以来存于人们意识中的神圣建筑概念之完美投射。
结语
从峰顶最初的石殿,到小铜殿,再到太和宫金殿,天柱峰见证了武当真武信仰的地位由元至明愈加尊崇的过程。元代小铜殿的存在,有可能为朱棣创建金殿提供了直接的启发。而太和宫金殿的创制,不仅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添加了闪亮的一笔,更随着明成祖对真武信仰的宣扬而声名远播、影响深远。天柱峰金顶立金殿的意象从此确立,道教典籍中对仙境金殿的描摹也藉此具象化,并进而成为武当真武信仰传播的符号。
武当山太和宫金殿屹于天柱,环以紫金城,统摄诸峰,与北京紫禁城遥相呼应,以昂贵的材料、卓越的建造技术凝聚了丰富而精彩的设计理念,无愧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乃至明代皇家建筑中的点睛之作。
真武大帝(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1】简报见湖北省文物管理处《湖北均县武当山古建筑调查》、李竹君《金殿》,《文物》1959年第7期;李俊《武当山金殿》,《文物》1982年第1期。台基修缮工程的报告见:王永成,芦华青《武当山金殿的须弥座及台基》,《古建园林技术》2007年第3期。湖北省建设厅编著的《世界文化遗产——湖北武当山建筑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介绍了武当山道教各宫观,亦刊有金殿部分测绘图。本章所用线图系在此书所刊测绘图基础上根据笔者现场勘测数据调整重绘。湖北本地学者的论述集中见于《郧阳师院学报》、《武当》等刊物。
【2】陈薇《材料观念离我们有多远》,《建筑师》2009年第3期;右史《中国建筑不只木》,《建筑师》2007年第3期。
【3】真武显灵助朱棣“靖难”的传说故事,多与朱棣的谋臣姚广孝有关,如《荣国姚恭靖公传》:“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纛,见披发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顾公曰:‘何神?’曰:‘向固言之。吾师,北方之将玄武也。’于是成祖即披发仗剑相应。”见:李贽《续藏书》卷九. 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303册1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及高岱《鸿猷录》,卷七. 见:《续修四库全书》,第389册299页。又见传维麟《明书》卷160. 见:《丛书集成新编》第119册462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朱棣在武当山工程的谕旨及御制碑中也多次强调真武助其“靖难”,见(明)任自垣(宣德六年)《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见: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第98-100,107-111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4】(明)任自垣.(宣德六年)《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 见:《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第104页。
【5】同注4,卷二,第106页。
【6】同注4,卷八,第272页。
【7】(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第155卷,上海图书集成铅版印书局重印,1884年。另可参见第157卷,明陆铨《武当游记》:“(嘉靖乙未五月)……入殿太和[宫]绕后复上,凡三四折乃至天柱峰绝顶。南北长七丈许,东[西]阔五丈许,中立元帝殿,殿凡三间,每间阔五尺,高可一丈七八尺,楹栋棋棁,制度精巧皆铸铜为质,镀以黄金,前有台阔二丈许,皆徐州花石甃砌。”
【8】见(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二,第484页,中华书局,1959年
【9】详见张剑葳《中国现存最早的铜建筑——武当山元代小铜殿研究》,《建筑史》第27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106页。
【10】《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一书中发表的金殿测绘图绘有天花以上梁架,但这部分内容应为推测。见《世界文化遗产——湖北武当山建筑群》,第138-140页。
【11】如北京中山公园松柏交翠亭等,见高鉁明,覃力《中国古亭》,第24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
【12】现暂无实物或文献证据表明曾有一套1:1大的木构模型。但据北京颐和园宝云阁铜殿内刻的工匠姓名来看,铸造铜殿除需铸匠、凿匠、拨蜡匠、镟匠、挫匠外,还需木匠。木匠在其中的工作可能就包括制造木构模型。
【13】大意说朱棣大兴武当道场,塑造真武神像。起初工匠造的像都不合其意。后来一位高丽工匠姬某,领会了暗示,决定按照皇帝的相貌塑造真武像。由于当时他见到的皇帝刚洗完澡,披头散发,所以塑造的真武像也是披发跣足。
【14】陈学霖《“真武神、永乐像”传说溯源》,《故宫学术季刊》1995年第3期。
【15】“尔即照依长短阔狭,备细画图进来。”同注4,卷二,第106页。
【16】须注意的是:明代皇帝生前不受尊号,故明代皇帝在位时不受相关册、宝,只死后有谥册、谥宝。按《宋史》、《元史》,宋、元时皇帝生前所受尊号,由群臣进册或册、宝。如“(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册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见(元)脱脱等《宋史》卷1,第13页,中华书局,1977年。元代相关规制见(明)宋濂《元史》卷67,第1670页,中华书局,1976年。
【17】(明)张辅等监修《明太宗实录》卷9,《明实录》第6册135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2年。
【18】(清)张廷玉《明史》卷118,第3602页,中华书局,1974年。
【19】同注17,卷29,第526-527页。记载向皇后授册、宝可参见:《太祖实录》卷28下,《明实录》第1册,第439-440页;(清)张廷玉《明史》卷53,第1362-1363页。另可参见《明史》礼志五·吉礼五,礼志八·嘉礼二,礼志九·嘉礼三等。记载尚多,兹不赘录。【20】张剑葳《悬疑三百年——紫禁城太和门前的石匮与石亭》,《紫禁城》2006年第5期。
【21】同注4,卷三,第192-193页。
【22】关于金殿的思想根源追溯,详见注9。
【23】笔者录自《历次修盖太和宫碑记》,昆明太和宫金殿,2006年7月31日。
【24】(明)萧协中著,(民国)赵新儒校勘注释《泰山小史》,第十二页,泰山赵氏刻本,民国21年。
【25】(明)傅光宅《峨眉山金殿记》,见:(清)蒋超《峨眉山志》卷六,第八页,国光印书局,民国23年
【26】“即具辎重送师至荆州,听自监制”;“乃采铜于蜀,就匠氏于荆陵”。详见(清)释德清《妙峰禅师传》,(清)释德基(康熙)《宝华山志》卷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36册404-405页,齐鲁书社。
【27】(清)李升阶纂修(乾隆)《赵城县志》卷九,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七册171页,中国书店,1992年
【28】“永乐十一年:礼部奏武当山住持道士事。奉圣旨:‘着道录司行文书,去浙江、湖广、山西、河南、陕西这几处,取有道行至诚的来用。钦此。’”同注4,卷二,第102-103页。道众名录见卷八,第281-285页。
【29】分别为霍山真武庙铜殿、洪洞青龙山玄帝庙铜殿、汾西姑射山真武庙铜殿、石楼飞龙山真武庙铜殿。
【30】关于武当真武信仰分布的讨论见:John Lagerwey. The Pilgrimage to Wu-tang Shan [C]. In: Susan Naquin, Chün-fang Yü, eds.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93-332;梅莉《明代云南的真武信仰——以武当山金殿铜栏杆铭文为考察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顾文璧《明代武当山的兴盛和苏州人大规模武当进香旅行》,《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等。
【3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杨立志《武当进香习俗地域分布刍议》,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2】见杨立志《三山滴血派与武当清微派》,《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33】《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采自明版《正统道藏》本《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
关于作者
张剑葳
1982年生,福建福州人。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副院长,文化遗产学系主任,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北京)中心常务副主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挂职)。
2004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文物建筑方向,获历史学学士、艺术学双学位。201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2008-2010年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建筑考古、建筑历史与理论、文化遗产保护。专著《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14),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8)、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2020)。主持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一项(2020),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2018,第5责任人),北京大学创新教与学一等奖(2019、2017)、教学基本功大赛二等奖(2017)。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课题一项,国家社科重大基金子课题一项,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面上项目各一项。曾主持及合作完成多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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