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雪豹之地
阿尼玛卿、祁连山和昆仑山的野外调查回顾
作者：刘大牛
文字及图片经作者授权
01 果洛阿尼玛卿：神山、牧民与雪豹
山沟底部有一条明显的土路，宽三四十厘米，带着摩托车辙和牦牛蹄印，蜿蜒伸入峡谷深处。溪流已经封冻，不过薄冰下的流水依稀可见。夕阳西下，山坡上的积雪还是明晃晃的耀眼，寒气笼罩着每根微微摇晃的灌木。
这是2017年11月，在青海三江源阿尼玛卿雪山东侧的哲垅。“哲”意为母牛，“垅”是山沟，据说格萨尔王的妈妈曾在这条山沟放牧，当时她只有一头母牛。我们一行三人，阿旺三十出头，留着一把大胡子，他通汉、藏、英三语，在国际环保组织工作期间就关注神山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从英国留学回来，注册了民间环保机构“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并选择阿尼玛卿作为工作区域。华青四十来岁，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也是摄影师，他自学藏文和摄影，为牧民开设扫盲班，带领大家做环保，在当地备受敬重。我与他们合作，进行这片山区的雪豹调查。
我们没有选择土路，靠着山谷一侧慢慢往上爬。雪豹时常贴着山谷边缘行走，在带倾角的石壁留下痕迹，或者是刨坑，或者是粪便，有时候还会发现被杀死不久的猎物尸体——在青藏高原上，通常是岩羊。
走了一个小时，检查了许多石头，一无所获。阿旺笃定地说：“华青的草场上有马麝。原来有四只，现在只剩下两只了。”话音刚落，一只大动物从我身前的灌丛里窜出来，快速往山坡上奔去，身形就像一只巨大的兔子。马麝！华青继续说，“这条山沟里面，雪豹多得很。”
图1. 华青家有马麝的山沟。供图：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
雪豹野外调查的过程，有深切的疲惫，也有深切的愉悦。遥遥看到山谷里或是山脊上的一块石头，判断适合雪豹做标记，于是驱动被海拔拖累的躯体跑到跟前查看，许多时候只是遗憾地发现：“哦，这块石头挺合适的，但就是没有雪豹标记。”不过，踏足鲜有人迹的山谷，入眼未曾见过的风景，发现未曾记录的雪豹痕迹，这种诱惑总是难以抵挡。
阿尼玛卿是藏传佛教的九大神山之一、格萨尔王的寄魂山，也是黄河流域最高的雪山，同时还是果洛州最大的雪豹分布区。阿尼玛卿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分区之一，管辖范围内设有两个保护站，不过它并没有划入新设立的三江源国家公园。
阿尼玛卿周边的果洛牧民，曾是勇武不羁的部族，顽强抵制外来的干预，历史上曾让西方探险者闻风丧胆。19世纪后期，果洛牧民曾与普热瓦尔斯基的哥萨克护卫队对峙。1926年，美国植物学家、探险者约瑟夫·洛克试图考察阿尼玛卿，最终止步于一百公里外，部族纷争使得没有一个当地向导敢于带他靠近阿尼玛卿。民国时期，马麒、马步芳的军队曾与果洛部族发生过旷日持久、代价惨重的对抗。阿旺向当地老人了解过阿尼玛卿地区野生动物的变迁，马家军的猎杀，可能是当地野牦牛灭绝的原因，此后半个多世纪，持续的猎杀和牲畜发展，使得野牦牛的数量再也没有恢复。不过，雪豹挺过了这些艰难时刻，繁衍生息至今。
图2. 阿尼玛卿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神山，也是三江源重要的雪豹分布区。供图：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
我和阿旺计划使用红外相机覆盖阿尼玛卿周边的山地，全面调查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状况。红外相机已经成为雪豹调查的标准工具，当雪豹走过设置好的红外相机，温血动物的红外线触发感应器，相机会自动开启，开始拍摄照片和视频。根据其独特的斑纹，我们可以识别出雪豹的个体，从而估算雪豹的数量。
这种调查的难题之一是，怎么把红外相机放到合适的地方。阿旺找来了盟友——三个当地牧民环保小组。阿尼玛卿周边山地也是冬虫夏草产区，进入21世纪，节节攀升的虫草价格为当地牧民带来巨量财富，也带来垃圾和草场破坏问题，近几年，当地陆续出现了几个环保小组，自发组织起来拾捡垃圾、清洁水源。通过华青，阿旺和这些小组建立了密切联系，并邀请他们共同开展雪豹调查。
实际上，这是最好的选择。这些牧民关心家乡的环境，了解雪豹保护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山地，知道什么地方出现过雪豹，哪里适合放置红外相机，这大大加快了调查进度。共有二十多名牧民参与进来，很快就把将近一百台红外相机布设到了神山周边的山地里。
图3. 阿尼玛卿的牧民参与布设红外相机。供图：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
02 祁连山花儿地：从劳改农场到国家公园
我第一次到阿尼玛卿，是2013年3月底，同行的还有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夏勒博士已经80岁，依然精神镬烁，步履矫健，正是这位老人开启了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印度的老虎研究后，夏勒博士到喜马拉雅南坡调查野羊。他在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区第一次见到雪豹，双方愉快地相处了一个星期。后来他在尼泊尔的山区徒步数月，只瞥见雪豹一眼。这些古典探险式的漫游，提供了关于雪豹及其猎物的最初信息。
20世纪80年代中，完成四川卧龙的大熊猫研究后，当时的国家林业总局邀请夏勒博士到中国西部调查雪豹的状况。夏勒博士考察了青海的阿尼玛卿、祁连山、昆仑山以及玉树州等地的雪豹，还远涉新疆的帕米尔和西藏的羌塘高原。当时，骑马背枪的牧民比比皆是。2002年前后，枪支上缴，这大大改善了野生动物的处境。当时政府官员对动物保护知之甚少，如今动物保护已成为官方的主流论调。当然，那个年代的道路交通没有如今发达，大多数地方人为干扰程度也很轻。
2013—2015年间，我陪同夏勒博士重访了阿尼玛卿、祁连山和昆仑山，检查这些区域的雪豹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状况。我们进入偏远山区，跋山涉水，检查山沟里的雪豹痕迹，收集粪便样品，记录各种野生动物的数量。有人批评说这种“博物学”方法不严谨，难以获得真正的科学信息。不过，跨越三十年的长期观察，能提供许多洞见。
2014年6月，在蒙蒙细雨中，我和两位同事陪同夏勒博士进入青海省北部的祁连山。在疏勒南山和拖勒南山起伏的山地间，疏勒河蜿蜒向西。我们在疏勒河两岸检查了数条山谷，都发现了高密度的雪豹痕迹。在一些山谷里，甚至每走十几米就能发现一个雪豹刨坑。
沿疏勒河向西，翻过珂珂赛垭口，我们的调查小组进入花儿地——传说马步芳曾在这个封闭盆地里种植罂粟，这也是其得名的原因。这里东西两头都是高耸的大山，冬季大雪封山，夏季泥泞难行，可能是祁连山雪豹密度最高的地方。
图4. 祁连山腹地的花儿地。拍摄：刘大牛。
在花儿地西侧，青海和甘肃交界处，有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的旧址。1984年夏勒博士在这里开展雪豹调查时，就应邀住在农场，农场周边有一点耕地，不过犯人们的主要工作是到山沟里挖硫磺矿。那次他找到了大量的雪豹痕迹，当时的西宁动物园还在这一区域抓捕了十来只雪豹，用于人工繁育。
我们进入花儿地时，硫磺矿和劳改农场早已烟消云散，只留下一条土路通向山谷深处。好消息是，我们在硫磺矿附近发现了被雪豹杀死的岩羊尸体。
图5. 硫磺矿附近发现的岩羊尸体残骸。拍摄：刘铭玉。
6月底，我们查看了所有能够到达的山谷，开矿、探矿的道路几乎伸向每一条山谷，确实为调查提供了很大便利。夏勒博士把目光投向疏勒河北侧的山地。虽然雨季尚未来临，连绵的小雨已经使得疏勒河水流滔滔，我们清晨把车开到河边，多次尝试也未能渡过。最后，我和老爷子穿起水裤，试图强渡，也没能成功，调查只能到此结束。当我们穿过泥泞的山口，在暴雨里离开花儿地时，绿色和平的调查小组进入祁连山，一个月后，祁连山木里煤矿破坏草场的消息被曝光，三个月后，青海成立祁连山保护区管理局。
2016年6月，我再次进入花儿地，尝试性地安放了十几个红外相机，拍摄到雪豹、豺等动物。当年年底，中央政府宣布设立祁连山国家公园，花儿地被划入国家公园境内。2017年5月，中国林科院团队与祁连山保护区管理局开展了大规模的红外相机调查，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在祁连山的甘肃一侧，北京林业大学和盐池湾、祁连山保护区也开展了多年的雪豹监测。
图6. 中国林科院与青海祁连山保护区在祁连山青海侧联合开展雪豹调查。供图：中国林科院/青海祁连山保护区。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设立，将是第一次在山系尺度上开展雪豹的调查和保护。这个山区猖獗的非法开矿已经得到强力压制，不过解决相关纠纷、争议还需要些时日，盗猎和畜牧业的影响也依然存在。从外国科学家的考察到中国科研团队的调查，从媒体的舆论关注到政府部门的快速行动，从分散的自然保护区到整合的国家公园，祁连山的雪豹保护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未来仍有待努力。
03 昆仑山东段：狩猎、道教与保护
2015年冬季，我陪同夏勒博士在昆仑山做最后一次调查，用一个月时间走遍了青海境内昆仑山的东端和中端。
昆仑山东端也叫布尔汗布达山，大体位于都兰县境内。夏勒博士1985年冬季来到这片山地时，看到运送岩羊的长长驼队，当时青海还在组织捕猎队猎杀岩羊，将肉出口到欧洲。同一时间，都兰国际猎场开了第一枪，向猎人收取高额费用，从而补贴保护管理工作，这在一些地方已经取得成功。此后二十年间，都兰国际猎场源源不断地将外国猎人带进来，也源源不断地收取了大量资金。2006年，国家林业局试图公开拍卖狩猎许可证，这一举动被保护组织和媒体狙击，从此扼杀了都兰猎场的生意，当地林业局将猎场转型为野生动物管理站，雇佣一些当地牧民，开展野生动物调查和管理工作。
此次进入布尔汗布达山，协助我们开展调查的正是当年猎场的工作人员。沿着公路行驶，两侧的山地干旱贫瘠，让人难以相信有大群动物生活在这里。不过，进入支沟，往山里走，山区积攒的水汽还是维持了不少草地，溪流边更是长满了厚实的草甸。随着海拔升高，开始看到大量岩羊和马鹿。
图7. 昆仑山东段的冬季调查。拍摄：惠营。
我们取道昆仑山南侧，向西穿越，晚上在寒冷的山地里宿营，采集了一点小灌木，加上汽油，点起一堆小篝火。明月高悬，寒风彻骨，82岁的夏勒博士和我们一起围坐篝火边，聊起半个世纪以来的野生动物调查工作。
雪豹调查，或者所有的野生动物调查工作，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正当探险的机会。调查区域往往人烟稀少，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差，也正因为如此，野生动物才能免于人类的干扰。调查人员会面临身体和精神上的挑战，要接受并应对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调查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
抵达青藏公路后，我们继续向西，进入昆仑山北坡的野牛沟。这里是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研究的著名地点之一，美国动物学家理查德·哈里斯曾在这里做过数次有蹄类的重复调查，然而关于雪豹的信息还非常稀少。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找到的雪豹痕迹也不多，这里更像是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和藏羚羊的家园，特别是藏羚羊，会翻过昆仑山脉进出可可西里。牧民在这里放牧，家畜和野生动物会有一些竞争，这里不是自然保护区，只是昆仑山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没有相应的管理。
图8.昆仑山东段山地里的野牦牛群。拍摄：惠营。
野牛沟的尽头是一个漂亮的小湖，道教人士称之为西王母瑶池，一些宗教人士在野牛沟沟口建立了金碧辉煌的道观，他们试图在湖边也建立一个，不过当时只有板房。当地政府默许了这些行为，可能是期待带来一些旅游收入。我们此次便借住在湖边的板房里。
巍巍昆仑，横亘于青藏高原和沙漠戈壁之间。在新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在青海则是柴达木盆地。昆仑山是沙漠戈壁南缘绿洲的水源地，千百年来哺乳着丝绸之路上的节点城镇。但近几十年来，昆仑山又是被严重伤害的山脉，便捷的道路可以将附近城镇的人口送进山区，盗猎、开矿。昆仑山主山脊以南，有西昆仑、中昆仑、阿尔金山、羌塘、可可西里、三江源等自然保护区，而主山脊以北的昆仑北麓山地，几乎没有自然保护区。
相比阿尼玛卿和祁连山，昆仑山的雪豹保护会走上什么道路？情况尚不明朗。
04 雪豹保护：与你我何关？
2017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雪豹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调整为“易危”，但这并不代表雪豹的生存威胁得到了减轻。在中国广袤的西部，雪豹低密度广泛分布，只有在局部地区，雪豹的生存状况得到过仔细评估。
当然，如今我们再说雪豹保护，着眼点已经不仅是拯救这个物种免于灭绝，而是如何通过保护雪豹来保护高寒山地生态系统，保护十几亿人群赖以生存的水源地。上面提及的阿尼玛卿、祁连山和昆仑山，都是如此。这也是偏远西部的隐秘生物与我们每个人的关联所在。
图9. 遥远西部与东部民众关联何在？供图：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
自2011年6月参与雪豹研究和保护以来，我已经无数次奔赴荒野，在青海、甘肃、四川有幸参与过多次雪豹调查。这份职业不仅带我穿越山谷，探访雪豹生活的家园，还带我进入传说，一窥人与神共存的世界。
这些年跑下来，我看到希望，也体会过沮丧。从政府机构到社会组织，从科研人员到当地牧民，对于雪豹的关注和投入确实越来越多，雪豹正逐渐成为继大熊猫、藏羚羊之后的明星物种。然而我们对这个物种的了解仍是如此之少，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雪豹，对雪豹面临的各种威胁因素也了解不足。与此同时，中国西部正在快速发生变化，保护的脚步能跟上变化的速度吗？
图10. 雪豹依旧熟悉又陌生。供图：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
纵观历史，人类保护大型食肉动物的观念其实出现得晚之又晚。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还在组织打虎队，消灭猛兽。有一种观点，将现代化视为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而就大型食肉动物来说，现代化也是造就大量希望保护它们的人群的原因。
归根到底，保护性冲突，其实是人与人的冲突，抱持不同观念的人群之间的争议。如果人们能够进一步增加对雪豹的了解，了解它们的现状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了解它们的优雅与美丽，那么在影响雪豹未来的无数争议和决策中，或许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站在雪豹一边。
关于作者
刘大牛
刘大牛，动物学博士，猫盟科研主管。
关于联合武道馆
“联合武道馆”是在建立一个关于“节日”狂欢场所：我们在尝试着对“文化”这个词语展开带有转喻性叙述跨度的探索，邀请接触和认识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专业学者甚至一些异托邦艺人执笔每一期的文章，以此延伸出一个对于族群历史关系的多层次非线性路径。
艺术从古到今是关于人类时间性和空间秩序的在场和不在场的操演，当代更需要这样横向的广度和宽度。“编织”是相互咬合和缠绕形成一个带状或片状富有弹性的灰空间区域，像不断重置的一小块皮肤。
我们充满了寄语与期待。我们需要“编织”在一起相互依靠、激励携手行进。当代艺术部分以“理想的”作为开始，包括了装置、行为、绘画和影像推介为主，这些都来自我们自豪的职业工作。“理想的”部分在对艺术家的推介选择上，会有侧重的靠近我们对第三世界、它族群、异质个体、第二性别和多性别有更多探索的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框架。我们会邀请导师们、优秀艺术家理论学者还有优秀的学生们参与执笔和翻译，推介那些带着“人类行动中共同架构技能”的优秀作品和身在其中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师、音乐家等，每一次推出都将会以地区和地域，族群分析来归纳。当代性区别于以往线性时间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所谓这个在行进中的艺术史，不能依此·话语权系统就认为可被记录于所谓的一个“历史”，与以往所有艺术类别化不同的是：“叙事征候可能包含在图像形式的审美生产配属里，图像在当代语境中本身会被其性别、族群历史、原教旨冲突、政治威权和平等差异等等不断重置。这些都是图像的当代性所面临的新的意义与转折。需要等待多种方法和思维检索，再来创造这个新的语言与形式。”
